民国时期孙中山社会记忆生产路径分析.docVIP

民国时期孙中山社会记忆生产路径分析 　　[摘要]孙中山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本身就具有政治象征符号的重大功能和意义。国民党非常重视强化社会记忆中孙中山的政治价值和实践功用，不断通过规训化的仪式、独白式的话语和操纵性的政治动员等政治手段对孙中山社会记忆进行重构，在努力塑造至善至美权威形象的同时，强化了民众对国民党统治的认同，加深了民众对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促进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体系不断合法化和秩序化。但在现实世界的作用下，美好的政治愿景逐渐幻灭，孙中山的社会记忆也在世俗社会的胜利中不断被解构和重新诠释。 　　[关键词]孙中山；社会记忆；仪式；话语；政治动员 　　[中图分类号]K2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5―0053―02 　　 　　在任何时代条件下，政治合法性对于以夺取和掌握政权为根本目标的政党来说都显得异常紧要。因为一个政党若要让国民自愿接受其统治的价值依据，必然要依赖于民众对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信仰”。孙中山作为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奋斗一生的魅力型领袖，建构和生产孙中山的社会记忆便成为国民党弥补其权威真空，强化其合法性最为经济便捷的工具和手段。社会记忆就是“那些被权力操纵过后，让特定社群在特定时期信以为真的历史”。[1]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之后，非常重视对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和传输，通过仪式、话语和政治动员等权力技术和运作手段不断唤起民众对孙中山的社会记忆。国民党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寻求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建立一种使民众自愿服从的威权体制。 　　 　　一、规训化的仪式 　　 　　政治权力系统往往通过仪式和仪式中操演性的规训技术实现对身体和心理的记忆刻写。仪式可以被理解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与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2]在规训化的仪式中，社会记忆在程式化操演的作用下不断被唤起和巩固，肉体的控制与思想的灌输让身体和精神固化和刻写记忆，以至于在现在和将来的生活中形成对记忆主体屈服的习惯。 　　“连续活动的序列化，使得权力有可能控制时间，有可能在每一时刻进行具体的控制和有规律的干预。……历史――记忆似乎长期以来就是与一种权力运行方式联系在一起。”[3]国民党正是通过对时间的政治性操控，使纪念孙中山的仪式固定化、系统化，并且向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进行渗透和普及，促使人们在“总理”符号霸权的指引下形成对孙中山的社会记忆。最典型的时间仪式设计当首推总理纪念周的创设和发展。1925年3月，国民党在京中央执委员召开全体会议。训令各级党部：“每逢开会时，应先由主席恭诵总理遗嘱，恭诵时应均起立肃听。”[4]这便是总理纪念周的起源。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在《中国国民党总章》中规定了纪念总理的仪式：“(甲)凡本党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场所，应悬挂总理遗像。(乙)凡集会开会时，应宣读总理遗嘱。(丙)凡本党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5]国民党不仅通过时间统制对孙中山社会记忆进行型构和传播，而且还透过对仪式空间的重组和操纵来行使权力，使被统治者自发产生驯顺、敬畏的心理，进而把自己的行为也限制在威权统治的秩序内。在民国的中后期出现了兼容中西之俗的复合性风尚――集团结婚。在民国集团结婚的仪式中，孙中山的遗像不仅超越了传统的禁忌堂而皇之的进入了婚礼仪式，而且还处于婚仪空间的核心地位。“1927年河南省政府就规定结婚典礼须布置总理遗像，婚礼开始后的第一仪节就是‘全体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以后国民政府内政部明确规定集团结婚典礼上总理遗像也须居空间中心。”[6]这种空间布局和仪式程序使得对民众具有重大人生意义的婚庆活动。无形中异化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纪念仪式活动，民众在政治化的场域中无法不形成对孙中山的深刻记忆和对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认可。 　　 　　二、独白式的话语 　　 　　话语可以被理解为“组织中统治权力的旨趣的产物(及其再现)，它是使组织中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意义结构本身永远存在下去的主要手段。”[7]在威权统治下，政治权力主体掌握着政治话语权，话语的表述形式必然体现出霸权独白的特点。强势的政治集团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统摄了话语的核心意义，借助于政治话语的重复使用积极营造权威性的政治象征符号以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操控和引导民众对现存政权认同的目的。 　　在威权体制下，社会记忆通常是被话语霸权所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的。言说的表达和文本的书写构成了社会记忆生产的主要框架，话语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政治权力所描述的社会记忆，而且这种一致性话语的反复独白还会把社会记忆烙印在受众的身体和行为上。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充分认识到孙中山政治资源的重要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