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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汉大赋和六朝骈文异同 　　 摘 要:赋与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两种各自独立的文学样式,但在审美趋向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即贵族化和典雅化,“崇雅尚丽”是其共同的追求。辞赋作为汉魏晋六朝的经典性文体,对骈文影响最大的是赋的骈偶化，即多用骈句;各类辞赋日益骈偶化,为各体文章所利用和借鉴,最终形成骈文，辞赋不仅给予作家以骈对意识,而且为骈文提供了四言、六言和骚体等各类偶句的骈对资源。 　　 关键词:骈文;赋;异同点 　　 　　 一、汉大赋与六朝骈文的相同点 　　 我国古代很讲究文学作品的形式美，并将不同的美归纳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阳刚之美”展现出难以掌握的动态美，“阴柔之美”表现为可以满足感官的细腻的灵动美。赋，体现出粗犷豪放的阳刚之美，六朝骈文则是如江南佳丽的秀美。它们的表现手法不同却有着极深厚的渊源和继承关系。 　　 1、统治者的大力提倡 　　 赋，作为汉代的主导文学形式，以其宏大的篇幅，磅礴的气势，奇异的想象，极力的夸饰和铺排著称，它汲取了《诗经》、《楚辞》、战国诸子文章、纵横家言和古代优人俳辞等先秦很多艺术形式的营养，可谓“源头活水，非一泉也”。它起源于战国晚期，形成发展于汉代，尤以汉大赋为甚，经历两晋南北朝，至六朝其形式美发展到极致，延至初唐都有秀美的骈文小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绵延不绝，它的骈对和广泛使用的骈句对后世文章有很大影响，成为和散文并驾齐驱的文体。 　　 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力超群的大一统帝国，在汉武帝时期国力达到顶峰，边患的解除，社会的发展，四国来朝，使得统治者醉心于盛世景象，他需要人们来歌颂这种天朝威仪，为自己的政策做宣传，标榜帝王的尊严，从而辅弼政教，以礼乐教化维持国内清平晏乐。这是汉代艺术观念功利性在客观方面的鲜明体现。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似乎唯独鸿篇巨著方可彰显大汉威严，要罗列丰富的物产方可显示汉朝的富有，而且陕西特有的地理位置和长期的政治中心地位也影响了汉赋的创作。 　　 六朝小赋则不然，六朝是在长期战乱之后偏安一隅的地理位置上建立起来的相互更替的小朝廷，南方柔美的环境和统治者不思进取，安于偏安的心态，相对稳定的政治和比较丰富的物产使得统治者钟情于短小华美的小赋，他们更注重于形式的讲究，内容上不注重反映社会生活，所表现贵妇少女的衣着首饰，表现出一种馆阁文学，一种贵族文学，是对富于感官刺激的对象的没有感情的描摹。而且南朝皇帝大多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尤其是以萧氏三位皇帝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也推动了骈文的发展。 　　 2、极力夸饰的传统和华美的辞采 　　 “夸饰”一词，运用于赋体，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的《法言?吾子》：“屈原，诗人之赋也，尚存比兴之义，宋玉以下辞人之赋也，则夸饰弥盛矣。”其中的“夸饰”可以说是赋体的表现手法，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文风，汉大赋热衷夸饰历来被人所诟病，认为形成了一种空洞堆砌的文风，它的这种堆砌源于对汉朝帝国的自豪和对周边尚未被征服的地方和事物的强烈的占有欲望，是汉天子企图富有四海的一种外在显现。南北朝齐时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曾说“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孟坚两都，明绚以雅瞻；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虚赋》和《上林赋》中齐国和楚国的使臣对各自君王苑囿的夸赞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上林赋》中写廊之长时说“步檐周流,长途中宿”；写台高则曰“俯杳眇而无见,仰攀而扪天”；写驱车之疾亦云“然后扬节而上浮，凌惊风，历骇飙，乘虚无，与神俱”；写猎物之丰也说“他他籍籍，填坑满谷,掩平弥泽”。上林苑实际上不过三百余里,司马相如为了点明“环四海皆天子园囿,使齐楚所夸，俱在包笼中”。(程大昌《演繁露》)，因此《上林苑》被国外的译者翻译为《帝国公园狂想曲》。 　　 此外言辞华美也是汉大赋的一个美学特色。赋家追求赋的华丽，司马相如等赋家追求赋的华丽,完全是一种自觉的意识,他的体物大赋铺采文,靡丽多夸。扬雄《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丽”是诗人“约言”之赋和辞人“繁句”之赋共有的特点(见《文心雕龙?物色》) 。扬雄这句话是他不写大赋的时候说的。尽管他对汉赋极靡丽之辞以致文辞淹没了讽谏之义的弊端深感不满,但却未排斥丽,他所反对的只是过分淫靡的丽。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评价以扬雄、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作品的语言特色时说“汉赋玮字丽辞,后人莫及”,认为“此盖扬、马之流,精通小学,故能撮字分之单词,缀为俪语,或本形色假借之法,自铸新词”。汉赋的创作促进了词汇的发展,对文学和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很多辞赋家本身就是小学家，四大赋家都有文字学著作，他们深厚的炼字功底也促进了汉赋的华美。这种华美很大程度上依赖骈句的广泛使用，这不仅为骈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扩展了大赋的篇幅，两两相对的形式更便于吟诵。六朝门第观念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