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某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docVIP

林某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 　　一、基本案情 　　 　　2007年8月，李某在得知其子李小某被某市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为减轻其子的刑责，托其女婿陈某找办案人员疏通关系。陈某通过劳教所干警林某认识了负责审查该案件的于某，请托于某在审查该案时予以关照。 　　后该检察院以李小某涉嫌以违章驾驶汽车的危险方法致人死亡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为感谢于某的关照，陈某和李某商量决定送给于某现金5万元，陈某将5万元交给林某让其转交给于某，林某将其中3万元扣下占为己有后，将剩余2万元转送给于某。案发后，李某及陈某因犯行贿罪被判处刑罚，而于某因犯受贿罪被判处刑罚。 　　本案的争论焦点在于：林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林某的行为构成行贿罪共犯。 　　第二种意见认为，林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共犯。 　　第三种意见认为，林某的行为系斡旋受贿。 　　第四种意见认为，林某的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 　　此外，关于林某将部分贿赂款物擅自占为己有的行为，还有意见认为，应当独立成罪。对此，有人认为，该擅自将部分贿赂款物占为己有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有人认为，构成盗窃罪；还有人认为，该行为构成侵占罪。 　　 　　三、法理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如何区分介绍贿赂罪与行贿、受贿罪共犯、斡旋受贿的界限，这是本案涉及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二是中间人未经允许将部分贿赂款占为己有的行为定性问题。 　　（一）介绍贿赂罪与行受贿罪共犯的区别 　　有学者将“信息说”作为区别介绍贿赂罪与行受贿罪共犯的标准，提出仅仅将“行为人明知某人欲通过行贿谋求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该信息的情况”认定为介绍贿赂罪［1］，缩小介绍贿赂罪的范围。但笔者认为，运用这种观点区别介绍贿赂罪及行受贿罪共犯会产生刑罚不公、宽严失措的问题：一方面，可能导致对行为人不知道具体犯罪数额的情形，严格按照行受贿罪共犯定罪处罚，失之过严。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出于分化瓦解行受贿攻守同盟的需要，鼓励中间人作证，给予行为人免除处罚；或者由于“提供信息”这个标准比较抽象，较难取证而不予认定，长此以往，介绍贿赂罪将成为空置的罪名，必然放纵一部分犯罪分子，失之过宽。所以，这种严苛的区别标准不可取。为此，笔者认为，可以“单独利益主体说”作为区分介绍贿赂罪与行受贿罪共犯的区别标准。 　　首先，从主观犯罪意图考虑，对于行贿方而言，一般情况下，其谋取的是与自己、家属及其他特定关系人等己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利益，其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该“利益”，行贿共犯在主观上，有共同谋取与己方密切相关的不正当利益之目的，对不正当利益的实现是有强烈希望的直接故意。受贿方主观上，则是为了利用己方职务行为换取贿赂款物，其主观上也是希望自己的职务行为与贿赂款物之间的交易能够实现。而介绍贿赂的行为人与行贿方所谋取的利益通常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行为人主观上缺乏强烈希望该不正当利益实现的直接故意，不具有与行贿人共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换句话说，该不正当利益的实现与否对行为人而言并不重要；另一方面，行为人也没有获取贿赂款物的主观犯罪故意，其主观上是为了获取中介费用、人情等等与贿赂款物不同的利益。因此，也不具有与受贿人共同的犯罪故意。 　　其次，从获取的实际利益考虑，行贿方获取的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实现的物质或非物质利益，该利益与职务行为密切相关，是实际的利益。受贿方获取的，则是行贿方给予的作为其职务行为直接对价的贿赂款物。而有偿介绍贿赂的行为人获取的往往是中介费用、劳务报酬，是其中介行为的有偿报酬，与行贿方获取的实际利益不同，与受贿方的职务行为也关系不大。换句话说，行贿人能否获得该不正当利益或者受贿人能否获得贿赂款物与介绍贿赂人均不切身相关，介绍贿赂人实际获取的利益就是行贿方或受贿方支付的中介费用；而对于提供无偿介绍的行为人而言，其所获取的利益更是不同于行受贿双方所得的实际利益，而是种人情利益，是非物质利益。 　　因此，介绍贿赂人获取的是不同于行、受贿双方所得的独立利益，其在行受贿关系中实际上是有独立利益的第三方，是单独利益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通过行为人与行受贿双方关系、实施介绍行为的次数、收受钱物的方式、在行受贿过程中具体行为等多方面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单独的利益主体。 　　采用“单独利益主体说”标准，在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上具有明显的便利性，便于区分介绍贿赂罪与行受贿罪共犯，并且有其合理性：一方面，有利于同行贿犯罪区分开来，使介绍贿赂犯罪无须以行贿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简单地说，就是无须以“不正当利益”作为其构成要件，使介绍贿赂罪具有独立性。另一方面，有利于明确特定群体的地位。如前所述，介绍贿赂罪在立法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