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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农业问题与近代化探析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因素没能对传统农业实现有效渗透，民国时期农业发展受到落后的生产方式、碎片化的经营模式、扩大的自然经济的限制，无法完成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又进一步导致工业资本积累困难，工业市场狭小，甚至使工业利润向传统农业领域复归，大大阻碍了我国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农业问题 农村市场 近代化 　　 　　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我国近代化的步伐。但是当时的农业问题始终是制约近代化进程的一个瓶颈。通过对民国时期农业发展状况的剖析，有助于准确地评价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认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农业问题。 　　 　　民国时期农业经营方式 　　 　　民国初年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表现出极大的二元性。这一时期，工业经济―尤其是口岸城市的工业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被称为近代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据刘佛丁先生估算，1912-1936年工业年均增长率为9.4％，工业产值1936年比1914年增加了4.1倍（刘佛丁，1999）。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此时快速发展的非农经济是“浮在”农业中国的上面，广大的农村经济仍然保持着生存农业加家庭手工业的传统经济格局，近代经济成分仅限于条约口岸，对传统农村经济几乎没有外部效应。“总的来看，在1949年以前，农村经济和通商口岸经济之间的联系，仍是非常松散的”（费正清，1991）。 　　在这种二元格局下，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缓慢，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农业净值年增长率为1.05％，每公顷耕地的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只有0.23％（刘佛丁，1999）。不过，当时农业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农业生产方式一直没有本质的变化。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农业生产中无论是生产力层面的技术，还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劳动组织方式，均无大的改变，经营式农业的比重也很有限。 　　在生产技术方面，主要仍是从汉唐以来积累起来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技术。在近代农业各生产要素中，由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一直较低，导致农业生产主要依赖劳动力的密集投入来推动。这种农业生产要素供给结构使地主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将占有的劳动剩余用于有利于节约劳动、提高生产效率的新技术投资，而是在传统农业技术下用于购置新的地产，进一步扩大传统农业生产的规模。尽管从1912年到1927年，民国政府在一些省份设立了251家农业试验站，但收效甚微。改良种子、使用化肥、增加排灌设备等试图发展新型农业的努力，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挫折。近代农业对劳动力密集投入的过度依赖，直接导致了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出现经济学上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停滞，使传统农业锁定在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陷阱中，成为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生存性农业，更无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必备基础了。 　　在农业经营的规模化方面，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分家析产制，多子女的农村家庭经过析产后，土地的集中极为困难，大地产无法形成。例如1933年在河南南阳的一份调查显示，108840户农家中占有50-99.99亩土地的有3487户，100-199.99亩的农家有850户，200亩以上的仅有244户，三者合计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4.2％。1929年在农业发达的无锡的一份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共抽样调查农家963户，每户平均占有土地仅为7.5亩。更有极端的在湖北应城清水湖村82户农家中竟无一户占有土地超过20亩的（陈翰笙，1985）。而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地产的形成至关重要，它不仅提供了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可能性，而且提供了大量脱离土地的劳动力，并且促使不断增加的农业剩余向近代工业转移。例如近代英国的圈地运动使土地向新贵族的集中，促成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密切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为工业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德国的容克地主也起到了同样的历史作用。 　　同时，分家析产还造成了土地的碎片化，根据20世纪30年代对河北定县200户农家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共有耕地1552块，户均7.8块，其中有2户，每户20块（虞宝棠，1998）。碎片化的土地也极为细碎，以无锡的34户农家为例，每户耕有农田16亩有余，平均每户有地12块，每块平均2.5亩，其中最小地块只有0.35亩（陈翰笙，1985）。这种分散而狭小的地块成为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经营的极大障碍，也影响了节约劳动的新技术的推广使用，而助长了传统精耕细作式的集约型经营方式。 　　当然，在析产制导致地权分散化的同时，也有土地向少数地主集中的现象，但这也没有解决农业经营规模化不足的问题。正像近代农村问题专家陈翰笙所说，“因为地主要出租而不经营出租的田地，既零碎又分散……在这种情形之下，地权愈集中，耕地愈分散而缩小，经营面积也很少能扩大”（ 陈翰笙，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