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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新闻发言人核心是人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无疑是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历史节点”的见证者，其新书《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一书也于近期完成。在该书中，王旭明精心选择了40个案例来深度剖析中国新闻发布制度。 　　 近日，王旭明在北京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在两个多小时的专访时间中，王旭明意气风发，倾吐了他对于新闻发言人与新闻发布制度的体会与感悟。 　　 　　新闻发言人, “做好人，敢讲话，会讲话” 　　 　　 《新民周刊》：你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已三年多了，让你写《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一书的初衷是什么？ 　　 王旭明：打个比方，我老说，一对恋人的真爱不一定要有结果，而是虽无结果，但依然互相深爱彼此，至死不渝。2008年，我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上卸任，就等于我和这个岗位“离婚”了，我之前那本《为了公开――我当新闻发言人》一书，是我对那段“婚姻生活”即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期间的美妙回忆，写了大量的感人故事，用了充满感性的文字。我虽然非常热爱新闻发布事业，但之后，我与它渐行渐远。 　　 但2011年发生了太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一方面，2011年，我们从党委部门、政府部门到很多企业都设立了发言人岗位，应该说2011年是我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后，新闻发言人人数达到最多的一年。另一方面，2011年又是公众对新闻发言人的发言最不满的一年，从故宫N重门事件、哈药污染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到甬温线动车事故，我发现有个共同点：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没做好，同时又没发好言。工作怎么做好，我没研究，不能乱发言。但因为没有发好言而对政府以及所在企业形象造成的损失，我觉得太不值了！其实只要改变一下说的问题，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不能说好呢？我曾做过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此情此景激起了我心中的层层波澜。我又动起了笔，经过半年努力，完成了此书。但真正的构思与实践，已有很长时间。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缘由是，在2008年以后，我作为培训班讲师，陆续给政府官员、企业部门等各有关方面人员做了很多关于新闻发言人的培训，我一开始就讲技巧，但在我大概讲了一年多的技巧后，我忽然感悟到：新闻发言人主要的问题还不是技巧的问题，而是做人出了问题。 　　 《新民周刊》：你感觉到了新闻发言人有个“技巧论”的漩涡？ 　　 王旭明：有。我们应该做真诚、善良、美好的人，但如果这些方面出了问题，你让新闻发言人去谈技巧，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他会走上另外一条歧路，无非就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他们人不好，技巧很好，有这样的人，最可为代表的是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另一个出路是，做人出了问题，技巧又不好，现在我国有一些新闻发言人的情况是这样的。 　　 《新民周刊》：白岩松说他注意到，“有个别新闻发言人，很少提供新闻，只在大大小小的场合，说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与套话”。这能说明很多新闻发言人学会了你所说的那种“技巧”吗？ 　　 王旭明：提供空话与套话不是技巧。我指的技巧是，我会告诉他们回答提问时身体语言如何运用，如何让自己的发音抑扬顿挫起来，如何让你的坐姿和站姿更有吸引力、感染力等等。我觉得，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当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做好人，敢讲话”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确，新闻发言人的核心是人，是一类干新闻发言工作的人。 　　 　　新闻发言人的底线是真实 　　 　　 《新民周刊》：你认为，新闻发言人的底线是什么？ 　　 王旭明：无论何时何地，新闻发言人的底线都是真实，真实是新闻发言人永恒的生命。你可以不说，但不能胡说；你可以少说，但不能乱说。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现实中的新闻发言人做到了这样吗？ 　　 王旭明：我觉得胡说、乱说的新闻发言人越来越少了，不说的新闻发言人倒是越来越多了。这也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可悲！――我们可以不越过底线，但是我们集体不进攻，集体趴在底线上。 　　 《新民周刊》：记者们最不愿听到“无可奉告”，但你却讲，新闻发言人可以说“无可奉告”。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说“无可奉告”是有条件的。我觉得，“无可奉告”是你在准备突破底线时候的法宝，比如，如果你的领导逼着你造谣、说谎时，“无可奉告”就是你的底线。如果在撒谎与“无可奉告”之间选择，我宁愿选择后者。 　　 《新民周刊》：我之前听央视主持人康辉评价，新闻发言人是个“高危”行业。 　　 王旭明：据我了解，现在个人内心非常主动想做新闻发言人的官员或企业人员很少，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没有形成职业化，关键问题在这里。说新闻发言人是“高危”行业，就高危在这里。没有职业化意味着没有准入、奖励、惩罚、提任制度，也就是说，这个入口不知道什么人能进来，出口渺茫，从入口到出口这个过程如果不职业化起来，里边就是一片混沌。所以，必须让中国的新闻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