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叶适管理区别及与现代经济理论比较.docVIP

王安石与叶适管理区别及与现代经济理论比较 　　在了解了宋元时期的管理思想后，笔者发现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出改革国家管理体制、调整治国方略的特点，尤其表现在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和南宋的叶适身上，然而王安石和叶适二人提出的管理思想又存有诸多不同，这些都丰富了国家经济管理的思想，其中的一些内容对于现代经济理论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和实用性。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一、 义利观 　　王安石针对保守派对其理财思想“重利轻义”违背孔孟之术的攻击，提出了“以义理财”的观念。王安石提出“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役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王文公文集-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利民，因此他变法一重要的措施就是如何从地方大贵族和富人手中抽出资金支持中央财政。汉代财政专家桑弘羊是在全国财政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政策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也就是把地方资金聚敛到中央。这个措施被王安石继承下来并且有所发展。王安石看到的不仅仅是财富的分配问题而且他看到了如何通过生产来增加财富，同时又有节制的消费财富。 王安石说：“合天下之众者财，坪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 之法吏也”（《度支剐使厅瞳题名记》），这里他看到了经济第一位的重要性。用现在的话说，经济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义和利就是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害，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答司马谏议书》）。“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二百一十九，熙宁四年）。王安石明确提出了“义”的目的本来就是“利”，表明了他的功利主义立场。 　　叶适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阔”的评价，无功利的道义被认为只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进行的深刻修正。叶适解释道：“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他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 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1）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序目》卷2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完全不同于将“义”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义”的规范来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义”，而是主张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仁义”以功利为基础，利义统一。他强调致富，但认为“‘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书》、《诗》何尝有此义，学者不可从也；从之则富贵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矣。”（《习学记言序目》卷4） 他不认为义利是对立的，也不主张“明道”和“计功”对立；功利是义理的外化，主张结合事功讲义理，他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3《士学上》），“义”成为养“利”的手段。 　　二、本末观 　　我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一向是以农业为重。所谓“厚本抑末”，即是重视农业生产而抑制工商业生产的发展。自唐代以来，我国东南地区社会经济比之前代大有发展，北宋进步思想家王安石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认识，曾企图利用商品经济来推动变法，如市易、均输等法，在一定程度上颇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王安石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还存有传统的“抑末”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盖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希望工商?I的发展能保持着不衰不盛的情况。因而他的市易、均输等法，是在封建官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对工商业者的活动进行干预的。他的《乞制置三司条制》说：“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而叶适从反对“抑末”思想出发，批评王安石的市易法：“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其法行天下终以大弊”。叶适认为要使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官府必须给工商业者经营的自主权，应该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他说：“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合、敛散、轻重之权，不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叶适比王安石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更深认识。 　　三、理财观 　　传统时代的经济中财政是为关键。由于“讳言财利”，连大张旗鼓变法理财的王安石都小心谨慎地避“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