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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州县审断灵活性 　　摘 要:分析清代川省南部县档案中的“判词”在知县审断中的运用、形式、内容以及作用等呈现出的特征,可以揭示有清基层衙门在审断纠纷上与中央官厅的不同面向,进而从审断中表达知县态度的文本――“判词”――这一侧面,说明了至少清季州县在纠纷审断上所具有的,也是当下司法所不具有的灵活性或自主性。 　　关键词:清代;州县;判词;灵活性;南部县 　　中图分类号:DF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5.22 　　 　　在清代,无论理论上是如何强调集权的意义并从制度上有怎样的安排,但在事实上,作为体制上远离中心的基层州县在国家权力体系当中是拥有自主性的,而这种自主性则集中反映在州县的全权及其实际的运作上,尤其是审断上。州县的自主性反映到州县的审断中,表现为州县对整个纠纷解决程序的灵活把握,只要可以平息讼争,州县可以采取其自认为合理的方式对争议给予审断。而这种灵活性不仅仅体现在“告与理、理与准、准与审、审与断以及断是否依律”的审断环节上,也体现于表达州县态度的书面文书上,即“批词”和“判词”。州县审断中的“批词”以及“判词”是审断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最能够表明州县思想或行为的证据,是档案中的重要信息,在既有的研究中也被广泛运用。相对于“批词”而言,“判词”体现的是州县对案件的最正式态度的书面表达,州县的落笔似更为审慎。而即使是在这种最正式的清代“法律文书”中,州县审断的灵活性也表露得淋漓尽致。 　　目前国内学者对“判词”的研究,多集中于根据判词内容论证自己对于州县审断依据问题的观点,对判词本身的研究与批词的研究一样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注:目前法律史学界对判词研究较多的是汪世荣教授,参见汪世荣.中国古代判词研究[J].法律科学,1995,(3)等。另外对中央官厅的“判词”研究参见王志强.清代成案的效力和其运用中的论证方式――以《刑案汇览》为中心[J].法学研究,2003(3)等。而对“批词”的研究则更少,可参见梁临霞.论批呈词――从宝坻档案看清代土地债务案件的受理[A].法史学刊(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60.作者对批词的研究可参见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D]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98.)。这大概可归咎于“判词”本身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这样一种前见。然而,“判词”中值得究竟的问题似并不比“批词”更少,许多原本被忽视的一些貌似理所当然的问题,其实际情况却不尽然,其中,体现州县自主的审断灵活性也充斥其中。一般认为,批词作为针对诉讼程序的文书存在不确定性似乎是存在的,且可以获得理解;而“判词”作为州县审断的“判决”文书则应当是确定、规范的。至少,通过对大量既存的中央官厅档案,如《刑案汇览》等文本的研究似可以得出“判词”确定规范而有别于“批词”的结论。然而,有清州县档案(如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等)则展示出另外一幅基层审断实践的景象。它不仅说明有清中央官厅与州县在诉讼实践上的差别,而且也体现出清代的法律表达在基层实践中的更为真实的状况。而这种贴近史实的观察或许也提示我们,至少,以今天法院的“裁定和判决”(限于中国大陆)诠释清代的“批词”和“判词”的理路是可以检讨的。本文拟以清代川省南部县档案为依据,就其“司法档案”中判词所体现出的州县审断中的灵活性做一分析,以期通过对这一具体问题的究竟有所贡献于清代州县审断问题的研究。 　　 　　一、“判词”不一定是案件审断终结的标志 　　 　　一般而言,经历完整审断程序结案的案件理应都有“判词”,“判词”是作为案件正式审断结束的一个标志。但是在南部县知县审断的实际工作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主要表现在: 　　有些案件虽然知县进行了审断,但未必以判词结案。如廷爵之子于光绪三年三月亡故,将媳改嫁,收财礼十二串,族人武生张廷成等向其图索不允,称“子死媳嫁、人之常情”,于七月初一日告。批:“子凶嫁媳、事近情理。况该呈系牟氏之翁,例得主婚。该氏如愿改醮,即凭媒索取财礼亦与得财嫁卖有别。”[1]此案就是以“批词”结案,而并未以“判词”结案。 　　有些案件虽然有判词,但当事两造通过自行协商变通执行,这种变通执行往往能够得到知县的支持,知县会因案情发展以修改批词或推翻原来的“判词”。如“邓清泉案”,知县原作出判词: 　　即着邓清泉将受聘礼钱六千、红绿女布衣各一件、女蓝洋布衣一件,饬令邓清泉加倍缴出送还,以示薄惩。其女即由范明带回,由其另行择配,嗣后永不□邓清泉相干。此判[2]。 　　但是当事者邓清泉却并不愿执行。至九月初八,邓推钱、物无法措齐,恳请免加倍。由于邓清泉多次拖欠,知县最终也只好姑念其贫难,以批改判,免其加倍上缴之数:“现据邓清泉诚缴银十二串,其余加倍之数恳准豁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