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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奇才陈懋鼎 　　陈懋鼎，清末民初的外交官、诗人、学者。幼年即被视为“神童”。在京为官期间，致力于推动新政，与张元济等人一起创办通艺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作为清朝外交官，曾任驻英国外交官，并将世界名著《基督山伯爵》以文言文的形式第一次翻译到中国，名日《岛雄记》。此外，他还著有《修三居士易稿》(《易经》研究心得)、《槐楼诗钞》等。光绪十六年至民国二十二年，他长期在清廷与民国政府担任要职。一生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辛亥革命、袁世凯当权等众多大事件，并在诗中多有反映。因此，当时人们就高度评价他的诗“有直笔，有隐衷，不愧一代诗史”。 　　只可惜，《槐楼诗钞》当初只在小范围内予以刊印，知之者甚少，现在人们更是鲜有耳闻。但正如李宣龚在为其写的跋文中所称：“此集湮郁已久，一旦付锓，光芒百倍，固非闽派之所能伺者。” 　　“神童”陈懋鼎 　　陈懋鼎(1870－1940)，字征宇，福建螺洲闽县(即今福州闽侯县)后镇村人，出身书香门第世家。他的父亲叫陈宝，他的大伯父就是清代著名的“清流派”名士、后成为溥仪御用老师的“末代帝师”陈宝琛。陈宝琛不仅是有名的政治家、教育家，还以能诗善书闻名，是清末闽派诗歌扛鼎式的代表人物。陈懋鼎的父亲陈宝，精通史学，尤以研究《四书》《五经》闻名。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极浓的大家族里长大，耳染目濡之下，他三岁开始识字、背诗。六岁送到私塾之前，就已经学完了《诗经》和《孝经》。 　　私塾里，老师教的都是孔孟之学，可陈懋鼎小小的年纪却对诗歌情有独钟，这让父亲很生气。陈懋鼎只得偷偷学。光绪六年(1879年)，九岁的陈懋鼎被老师推荐到闽县县城参加童子试，结果一举得中，成为全县最年轻的秀才，并被县令点名让他到县学(相当于重点中学)继续读书。 　　父亲见到儿子如此争气，大为欢喜，亲自为他整理东西，收拾行囊。无意中发现儿子抽屉里竟藏着大量名人诗集，被褥底下还压着写满了诗句的一张张纸条。他拿出一首题目叫《灯花》的诗来，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来： 　　万紫千红外，别开一朵花。 　　不愁风雨妒，春在读书家。 　　这件事后来传到大名鼎鼎的陈宝琛那里，他更是乐开了花，当着众人面夸赞：“此真乃吾家千里驹也!” 　　陈懋鼎在县学读了几年书后，又转到福州府学(相当于大学)继续深造。光绪十五年(1889年)春，十九岁的陈懋鼎考上举人。 　　第二年正月，陈懋鼎离开生活了20年的家乡，长途跋涉，进京赶考。这一次，他的父亲陈宝和叔叔陈宝璐，陪同他一起考试。结果，陈家三人同中进士。从此，他们父子、叔侄作为光绪十六年同榜得中的进士，成为坊间争相流传的一件美谈。后来，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全被刻在北京城国子监的进士碑上。至今，这些石刻的进士碑还保留着。 　　陈懋鼎考中进士后，被封为内阁中书，做了一名七品芝麻官。过去的内阁中书，主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事，相当于现在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官，这正符合陈懋鼎的特点。不过，初涉官场的陈懋鼎对官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私底下的明争暗斗还一无所知。很快，他就对这份工作感到厌倦。更为重要的是，他身处京城，目睹了晚清政府的昏庸跋扈、腐败无能，这和他过去在福州望耕亭立下的宏图大志，相去甚远。 　　但这种感慨只是一瞬间的事，他很快就振作起来。为了国家的前途，他下定“且耐膏粱战冰蘖”的决心，积极投入到推动新政改革的热潮中。 　　创办通艺学堂 　　清朝最后的几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时期。由于清廷腐败无能，国力孱弱，与列强签订了数不清的卖国条约，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因此，效仿西方，学习西法，以对抗列强的侵略，成了甲午战争后不少有抱负、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呼声。康有为、梁启超进行公车上书，呼吁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维新也是在这个时候；反洋教、反贪官污吏的义和团运动发生在这个时候；还有一部分有识之士，没采用激进办法，而是选择在全国各地成立学堂，培养人才。 　　1896年9月，在刑部主事张元济的筹划和倡议下，张元济、陈懋鼎、内阁中书王仪通、工部主事夏楷复四人，联名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请设立通艺学堂。该年12月，光绪皇帝在奏折上写下批复：“依议，钦此。”通艺学堂遂在1897年2月12日，于宣武门外的海王村正式诞生。学生开始仅有20余人，后增加到四五十人；学堂的规模也从仅有教室扩展到有实验室、博物馆、体操场、印书处和图书馆。由于图书馆还向社会开放，它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座公共图书馆。 　　通艺学堂在当时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教育模式是成功的。 　　殊为可惜的是，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大肆搜捕致力于改革的维新党人，张元济被革职，学堂的学生尽皆遣散。张元济不得已将所有的资产校舍移交给京师大学堂。此后，京师大学堂又兼并了同文馆等几处学堂，最终于1912年更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