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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契约设计中非财务指标相互作用 　　摘要：当前管理会计中对于非财务指标研究的重点，是非财务指标与财务指标之间的前导性关系和平衡关系，但对激励契约设计中多维非财务指标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关注不多。以制造业企业为例，本文研究了代理人激励契约设计中多维非财务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代理人行为影响的问题，研究表明代理人激励契约中非财务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权重变化，导致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在考虑代理人激励契约设计中融入非财务指标时，合理确定非财务指标的相互作用和权重是除当前学者重点关心的前导性关系外的又一个关键因素。 　　关键词：非财务指标；相互作用；激励契约设计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B 　　 　　自从Kaplan和Norton（1992）提出平衡计分卡（BSC）之后，在经理人的业绩评价和激励契约设计中，非财务指标的使用得到了广泛地使用。比如平衡计分卡中除了包含财务维度外，还包含了客户、学习与成长、内部业务流程等三个非财务的维度。然而，当前的研究集中于关注非财务指标和财务指标之间的前导性关系（Leading Indicator）和平衡关系（Balancing Relations），但对激励契约中非财务指标之间的平衡关系，尤其是其相互影响的研究还很少。然而，激励契约中多维非财务指标间的相互影响是普遍存在的。从国内高校对教师的激励考核机制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国内很多高校在选择对教师的激励契约设计方面，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改为对科研越来越重视，而对教学上实行完成基本工作量后的低课酬制度，也就是契约设计中科研上的激励权重上升很快。由于当时对科研的激励更加看重的是数量，而非质量，发表论文相对较为容易，论文的“返工”可能性低，相当于“返工”成本低，所以导致出现了大批量的论文生产高手，比如一年能发表几十遍甚至上百篇的低水平论文。到了第二个阶段，高校开始不太重视论文的数量，而是更加重视论文的质量，比如要求在一定级别刊物上发表文章才能晋升，并且在国外的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会给予极高的奖励。这相当于在论文的数量上的激励权重降低了很多，而在论文的质量上赋予的激励权重快速上升。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部分高校不仅高水平的论文发表减少了，而且部分教师论文的数量也开始下降，这说明契约设计中权重的变化导致了部分教师在科研上整体努力水平的降低。这一现象说明激励契约设计中非财务指标激励权重的变化会导致代理人行为选择模式的变化。本文正是以契约设计中存在多维的非财务指标为例，研究契约设计中非财务指标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形下，代理人的行为选择问题。 　　一、多维业绩指标对代理人行为影响的研究进展和评价 　　 　　将激励和期望行为相联系的工作，最早由Holmstrom（1979）［1］提出。Holmstrom运用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将激励和期望的行为相联系的分析工作，极大地拓展这方面的研究。对于给定的雇主和雇员效用函数结构的情形下，Holmstrom（1979）［1］描述了一个经济上使用激励以达到其期望目的最优原则以及关于这些活动的信号的信息性原理。以此工作为基础，Banker 和Datar（1989）［2］，以及Feltham和Xie（1994）［3］的文章中研究了关于多维业绩信息中雇员激励机制的相对权重、期望的行动以及这些信息的相对精确性问题。Holmstrom和Milgrom（1991）［4］推导出了即使在代理人风险中性的情形下，最优的激励契约可能不包含任何激励性的支付，而仅仅是固定薪酬的充分条件。在同时有两项任务的情形下，如果一项行动单独就决定了代理人业绩中可签约的信息水平，即使另一项任务对委托人而言非常有价值并且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则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使用激励，会使得代理人的注意力从那些不能够容易量化的行为转向到那些容易量化的行为。 　　Holmstrom（1999）［5］则引入隐性激励因素，考察职业关注（Career Concern）对多维任务情形下代理人行为的影响。分析表明，委托人应该根据代理人的才能禀赋将其任务专业化，这样有利于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钱雪松和邹薇（2008）［6］则以 Aghion和 Stein（2008）［7］的多维任务模型为基础，引入两层次代理关系，考察了委托人推断代理人能力对企业内部管理者激励和行为的影响。分析表明，外部投资者推断管理者能力会引导后者迎合外部投资者的要求来配置资源和精力，从而扭曲企业内部管理者的激励和行为，降低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创造的经济价值。其结论意味着以下两点：其一，企业子部门在多维任务相对重要性方面的差异越大，多层次代理关系下的激励失当和行为扭曲的可能性及扭曲程度越增大；其二，为了降低企业内部管理者精力配置扭曲导致的效率损失，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CEO倾向于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