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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迁徙自由权变迁 　　摘要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得到了世界上大多国家的保护,而且也为国际人权公约所保护。本文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有必要在宪法中重新规定迁徙自由权。 　　关键词迁徙自由宪法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016-02 　　 　　迁徙行为自古有之,但是作为一种权利的迁徙自由则是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国家和法律出现之前,可以说不存在迁徙是否自由的问题,迁徙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自然权利。之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地缘为基础的封闭的政治共同体逐渐出现,人类自由迁徙的行为开始受到了政治和法律多方面的限制。当这种对迁徙的禁锢达到一种不可忍受的程度,或者说社会中打破这种限制的需要或动力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要求迁徙自由的呼声。借助于权利话语,迁徙自由也就从一种自然权利演变为了一种法律权利,需要各国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一、迁徙自由权的法律确认 　　 　　迁徙自由的宪法保障,最早可追溯至英国1215年颁布的《自由大宪章》第41条规定:除战时以及对敌对国家的人民之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 　　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第111条规定:一切德国人民,在联邦内享有居住和迁徙自由之权,无论何人,得随意居留或居住于联邦内各地,并有权取得不动产及自由营生之权①。 　　二战之后,和平成为世界主题,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愿望更加强烈促进社会的恢复与发展成为各国竞相追求的目标,基于迁徙权在促进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国际社会将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予以关注。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明确规定:(1)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2)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缔约国应对合法居留在其领土内的难民,给予标准的待遇; 　　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对迁徙自由作了详尽规定:(1)合法处在一国领土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有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2)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3)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木盟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限制。(4)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 　　1966年3月7日《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也强调了公民“在国境内自由迁徙及居住之权”②。 　　 　　二、新中国成立后迁徙自由权在我国的变迁 　　 　　在中国定居生活是民众生活的常态,尤其在森严的封建土地制度的控制下迁徙会使民众失去生活资料,所以在古代中国出现的迁徙人口多半是因自然灾害或战乱而出现的流民。在近代中国,因外强的入侵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大城市谋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及复杂的政治环境,不可能为人们迁徙提供稳定的社会空间,城市无力消化吸收大量的流动人口,迁徙自由也就无从谈起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的迁徙自由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变化,是一个从有到无然后又逐渐松动的过程。我们将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论述。 　　 　　(一)对迁徙自由权的肯定 　　1949年9月颁布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均规定了我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迁徙自由权是被肯定的,这项权利的确定在当时对于战后恢复生产,安定民心,开展土地革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过由于50年代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新政权面临巨大的城市失业和社会秩序难以控制的局面,新政权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不得不采用户口管理,来限制公民的自由迁徙,因而在当时公民的迁徙自由在实现落实上有困难,仅仅是作为一项应有的权利在法律上加以确认,不能真正成一项现实权利。 　　 　　(二)对迁徙自由权的严格控制 　　由于我国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对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新中国政府形了很大的就业和财政压力。为了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1958年1月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确立了以常住人口为主,严格控制人口迁徙的原则。在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并对如何控制市、镇人口做出了具体而严苛的规定。1975年宪法取消了迁徙自由的规定。1978年修改宪法也没有恢复对迁徙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