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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职务犯罪立案制度完善 　　【摘要】我国现行法律对职务犯罪立案前的初查程序规定不明确，职务犯罪初查与侦查界限不明和立案与破案关系倒置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职务犯罪的侦查，亟待予以完善。 　　【关键词】 职务犯罪立案制度完善 　　 　　立案是享有法定侦查权和审判权的国家机关对所掌握的刑事案件材料进行审查，判明有无犯罪事实和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决定是否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和审理的诉讼活动程序。[1]职务犯罪立案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受理或发现侦查管辖范围内的案件线索，并进行审查和初查，决定是否立案侦查的制度，是一个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由于职务犯罪发案规律的特殊性，立案程序在其侦查活动中有着显著的意义和作用。 　　一、职务犯罪立案程序的价值分析 　　1.启动刑事侦查程序。比较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在侦查启动模式上，有随机性启动和程序型启动两大模式。[2]而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确立的是侦查活动的程序性启动模式，其重要的目的就是规定了刑事案件的侦查权由侦查机关统一行使，侦查人员个人不能随机行使侦查权，立案程序实际上也是侦查机关对有关侦查人员的授权程序。这表明，在我国刑事侦查权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这有利于保障侦查权的正确行使，但同时也牺牲了随机启动模式下的效率价值。[3] 　　2.赋予侦查前的审查权。立案标志着侦查机关作出一项有法律后果的决定。所以，法律确立了立案程序的同时规定了侦查机关案前审查权是逻辑的必然，尽管《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案前审查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方法，但在司法实践中援引《刑诉法》有关审查的规定，进行立案前的调查分析已实际成为侦查机关的必经程序，没有案前审查，立案就无从谈起。因而，赋予侦查机关案前审查权是立案制度的内在要求，现行的立法也大体反映了这种要求。 　　3.具有诉讼效力。立案程序除了程序上的诉讼价值外，还具有一定实体意义，这主要体现在：（1）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立案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限制。（2）对证据效力的影响，证据效力直接关系到实体结果。《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证据，这是证据效力的诉讼法依据，立案对于证据的效力有决定性影响，比如立案前搜查所得到的证据就不具有合法性，因而就没有证据的效力。 　　二、职务犯罪立案制度存在的问题 　　1.对立案前的初查程序规定不明确。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判断具有很强的证据性，这就要求在立案程序中有初步的调查取证规定。但现行《刑诉法》在规定立案条件的同时忽视了职务犯罪案件这种特殊性要求，仅对“有犯罪事实”作出判断的规定，而没有明确作出立案判断所必须的初步调查取证的程序，即没有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审查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这显然没有真正体现职务犯罪案件的认识规律。检察机关的《细则》中尽管有关于初查的规定，但由于法律授权的不明确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检察官法》中也没有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作出可以随机调查和固定证据等行为的相关授权。 　　2.初查与侦查界限不明。虽然检察机关的《细则》对初查程序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没有与《刑诉法》的具体规定相衔接，导致初查与侦查的界限不明。在司法实践中，客观地讲初查除了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外，实际上是与侦查行为没有得到区分，这不仅仅是初查的形式与侦查的一致性，更主要的是初查中的一切活动，包括调取证据、查询、询问等具体活动中，对外适用的法律依据只能都是《刑诉法》中关于侦查的条款规定，在相关活动的执行中使用的法律文书所引用的条款也只能都是侦查规定中的条款。因此，初查并非依据立案制度进行的，而是借用了侦查的权限，可见，立案程序中的初查制度本身对初查行为的调整作用并没有一个规范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初查没有在立法上确立可以操作的依据，这也是对初查合法性产生质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立案与破案关系倒置。立案是为破案服务的，这在理论上不会有任何的疑问，但在司法实践中，自侦案件往往是在突破嫌疑人口供以后才立案的，很少有在取得口供之前立案的情况。有时为了使之前的传讯合法化，立案的时间又必须提前到传讯之前。当然有时也可以将获取口供作为初查中的询问，无论对程序做何种的处理，其本质都是在获得了当事人的有罪供述的情况下才进行立案的。在习惯上口供的突破就意味着案件的突破，这就在一定层次上产生了立案与破案倒置的关系，即立案为破案服务变成了破案为立案服务，破案成了立案的手段。由于立法并未明确立案前讯问的地位，在实践中只能变相地进行传唤，立案程序被形式化、仪式化的倾向也就随之出现，这也暴露出立案制度本身存有内容不足、规定不明、功能不强等缺陷。 　　三、职务犯罪立案制度的完善 　　1.在立法上规定初查程序。对现行《刑诉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