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水围困中小岛.docVIP

被水围困中小岛 　　与《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相比，格非《春尽江南》的创作无疑面临更大的压力。这压力不仅来自读者对三部曲收官之作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因为，三部曲的故事由远及近一路讲来，到了必须直面当下现实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功利现实主义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究竟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什么?”“我们面临的是怎样的精神处境?”这些疑问给作家带来的选择性矛盾和焦虑，使《春尽江南》的创作变得愈加沉重和艰难。 　　这个发生在江南小城的故事，似乎讲述的就是我们感同身受的生活经历，它有着我们熟悉或陌生的人物，他们的生存选择和价值追求面临着深刻的矛盾，他们之间由于缺少心灵的沟通而日渐冷漠，他们的爱情与灵魂的痛苦挣扎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命中注定。正如《人面桃花》中王观澄所言：“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小岛，被水围困，与世隔绝。”――也许这是对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处境最为贴切形象的比喻性诠释。 　　一、现实化的生存选择 　　在谭端午的眼里，妻子庞家玉是一个非常现实且内心强韧的人。她原本学的是船舶制造，但在毕业后却满足于做小本生意。后经高人指点和刻苦自学，考取了律师执照，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从此，家庭经济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买车、购房、雇起了保姆，儿子也“以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二的成绩，转入了全市最好的鹤浦实验小学”。家庭的突然变化，让端午感到“眩晕”，他“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被动地接受着这一切，似乎这些变化都与他无关”。与家玉相比，端午在鹤浦地方志办公室的工作，每月两千多元的工资显得微不足道。“他仍然在写诗，却羞于拿出发表。”在家玉看来，“端午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而且，这个人正在一天天地烂掉，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废人”。 　　我们当然可以说家玉的生活选择充满“目的理性”的色彩，做事追求直接的功利目的，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唐宁湾的新居被强占后，家玉为讨要新居费尽心机，甚至请来黑社会帮忙，为此与强占者春霞结下仇怨。为了让儿子若若学习成绩超过同班女生戴思齐，实现对其母亲的报复，她自学奥数、华数和概率，白天忙于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晚上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折腾自己的儿子。由于恨铁不成钢，她会时常暴怒，甚至歇斯底里。为了让儿子专心学习，她甚至偷偷放飞儿子心爱的鹦鹉。当听到儿子考试分数超过戴思奇的喜讯，她会因此而欢喜若狂，“有一种大仇已报的酣畅之感”。我们没有理由指责家玉的现实选择，这种选择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因为，“追求世俗成功的人之所以要追求，是为了发展她的生活的种种条件”。如果家玉有一个像“守仁”那样的丈夫，拥有一个殷实富足的家庭，她当然不必过着如此不堪重负的生活。但是，“成功要成为一种真正的成功，就应该是这样：对发展了的生活条件的支配要成为服务于真正的个体自我的手段，要有利于那通过所有使人成为人的事物才实现的生活发展”。雅斯贝尔斯主张每一个人要自觉地为自己的真实本性而斗争，使人不仅生存着，而且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家玉的现实化生存选择无论是来自生存环境的压力，抑或是性格决定使然，都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当她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时，当身心交瘁而身患绝症时，自知来日无多的家玉才真正悟出“平安是福”的道理，然而为时已晚，她用自缢的方式断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生存而活着，为了追求自己满意的生活而选择自己的人生路径，这是一种常态的人生。人无法超越自己生存的时代和环境，这种常态的人生选择也许还会继续下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可以说家玉的选择毫无意义，可以为她的命运惋惜和哀痛，但那不过是一种旁观者的主观评判和关怀，不是一种设身处地的体验和面临困境的实际抉择。 　　二、乌托邦：追寻者及其失败 　　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小说中不乏乌托邦的寻梦者和建设者。从乌托邦的愿望取向来看，可分为向后看的和向前看的两种。陆侃无疑属于前者，而张季元则属于后者。尽管二者取向不同，但在寻找和追求的行为性质上是一致的，即是说他们都是走在通向乌托邦的途中。“作为乌托邦的建设者，王观澄属于前者，而陆秀米则属于后者。王观澄是按照桃花源的历史记忆重建乌托邦，而陆秀米是按照大同世界的理想前景建设普济。向后看的乌托邦具有在空间中追寻和重建的取向，而向前看的乌托邦则体现了时间中的努力。”《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也属于乌托邦的建设者，所不同的是付诸梦想的实践落个半路夭折的下场。如果说，这些乌托邦梦想的承担者的行为和结局具有悲剧或悲壮意味的话，至少那些崇尚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时代为他们的存在提供了精神的土壤。而在《春尽江南》所呈现的现实语境中，理想主义的氛围已经不再，这就注定这些乌托邦梦想的追寻者不仅仅要承担失败的命运，而且他们的行为具有了荒诞讽刺的意味。 　　端午和哥哥王元庆虽然同母异父，但“让人有点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