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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教育 　　“文化素质”是人口教育构成的基础，体现整个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又称为“文化水平”。文化素质作为民族人口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本宗旨即在于解决“以人为本”的这个“本”的问题。因此，要加快西部开发的步伐，把经济迅猛搞上去，在知识经济正在到来的今天，必须把开发人的智力，提高人的素质，作为一个首要的决定因素。当今，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要实现西部地区的经济腾飞，必须大力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 　　我国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共有46个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那里，占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83.64%,人口合计达6625.16万人(1990年),占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的73.15%,占西部地区总人口的20.75%,不仅如此,由此及彼历史、社会及自然条件等因素制约，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较低。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和制约着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成为一个瓶颈，影响和制约着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由此可见，开发西部的战略决策，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繁荣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世界范围看，无数事实证明，教育的发展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息息相关。比如日本这个岛国，资源缺乏，人口密度甚大。然而，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它居然超过了英美！究其原因，主要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重视全民文化素质的结果。1988年，美国的教育率不到80%，而日本则超过了95%。日本对在职职工的教育投资，相当于美国的2.5倍。这些数据雄辩地揭示了日本成功的奥秘。这是一条成功之路。我们切不可在发展机遇来临之际，有丝毫犹豫，裹足不前。 　　 　　新中国成立50年来,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民族教育问题。建国以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民族地区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半个世纪以来，中央三代领导人多次对民族教育工作下达重要指示。1951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中央明确了发展民族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1956年以来，第二次民族工作会议解决了民族教育的规划问题；此后，中央不断召开民族工作会议、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以及民族学院院长会议，不断研究民族教育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在全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央更加重视全国民族地区的教育。中央一再提示各族人民，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民族的振兴，都取决于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提高。因此，中央把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20年来，党领导各族人民不懈的努力，文化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90年人口普查时，西部的少数民族成人（大于等于15岁）文盲率已有所下降，如：藏族降为69.39%,苗族降为41.35%,哈尼族降为60.45%,傈僳族降为62.91%,佤族降为58.81%,拉祜族降为71.71%,东乡族降为82.63%,景颇族降为44.16%,羌族降为36.85%,布朗族降为59.79%,撒拉族降为68.69%,阿昌族降为45.26%,普米族降为51.26%,怒族降为55.20%,德昂族降为66.68%,保安族降为68.81%,裕固族降为29.68%独龙族降为53.64%,门巴族降为77.75%,珞巴族降为72.71%,基诺族降为35.37%。从以上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各民族文盲人口都有明显的下降。这是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落实所取得的成绩。 　　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内蒙古、西藏、广西等地预算内教育拨款比例进一步增大。其中，西藏居全国首位。由于历史的原因,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严重滞后。如旧西藏“寺庙即学校，宗教即教育”，人口识字率不足5%。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全区拥有4300多所各类学校和教学点，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78.2%。当然，较之内地，其基础教育仍很薄弱。面临西部大开发，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西藏正式启动了我国规模最大的国家教育扶贫工程，帮助西藏发展义务教育。从1998年起，中央和地方将陆续投资2.26亿元,在西藏69个县建157所标准化项目学校。 　　根据第四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1993年召开了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民族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会议。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与内蒙古、云南等省区的143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结成“一对一”的帮扶关系，从资金、设备、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对口支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西部少数民族的成人文盲率又有了大幅度地下降,如:藏族再降为47.55%,苗族再降为19.83%,哈尼族再降为29.76%,傈僳族再降为32.54%,佤族再降为23.56%,拉祜族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