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价值基础.docVIP

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价值基础 　　摘 要：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构建应当着眼于特殊防御，也能够适当兼顾到促进程序分流，缓和资源矛盾的需要，同时也要能够设定有效的制约机制，防止附条件不起诉所可能造成的破坏法治、侵犯人权，甚至于变相促进犯罪的危害。 　　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价值基础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1）10-107-03 　　 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价值取向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夕，有关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探讨方兴未艾，特别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一致、构建问题。鉴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一种“舶来品”，众多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及研究目的，对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存在着各种内涵不一、外延差异的理解。为便于本文的研究，我们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内涵限定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附条件不起诉权时公诉权的一部分，专属于检察机关。第二，附条件不起诉的使用范围主要为轻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构建目的之一在于：能够适度扩大便宜起诉原则的适用范围，即在现有酌定不起诉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等级，要求其情节比酌定不起诉情节稍重些但还属于轻罪范围的刑事案件，通过附设若干条件，决定是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第三，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通常对犯罪嫌疑人附设一定期限并设定一定义务。是否最终提起公诉，要看犯罪嫌疑人在该期限内承担、履行义务的情况。由此可见，附条件不起诉的效力具有不确定性。总之，附条件不起诉是指对于触犯请罪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品格、近况，犯罪性质和情节，犯罪原因及犯罪后的赔偿情况等，认为不起诉更符合公共利益的，得有权利确定一定期限并设定一定义务，视犯罪嫌疑人的表现情况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诉讼制度。 　　众所周知，古典刑事法律制度的建立，起于反对封建时代罪行擅断主义的需要。在罪行擅断的封建时代，法律的作用可有可无，近代意义上的刑法学也就不可能产生。只有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况下，才需要法律的确定性，才需要法律及法律适用的科学性，才有了刑法学产生的需求和可能。由此产生的近代刑法学，其理念在于法秩序，即注重作为法治基本表现形式和观念内容的法律和法律逻辑。刑法学的直接目标在于实现法治，最高价值追求是公正。表现在刑罚的适用上，古典学派以报应刑论作为刑罚根据论，即注重刑罚的应报性。起诉法定主义正是以这种报应性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严格排斥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通过敦促检察官进行的积极起诉行为，将有罪必罚的关键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以此来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但是该项原则的施行也存在诸多的缺陷：第一，实现起诉法定原则容易造成行为犯罪人遭受短期自由刑的弊害；第二，实行起诉法定原则容易给无辜和不适于刑罚处罚的犯罪嫌疑人带来莫大的诉讼负担。尤其重要的是，古典刑法学、刑罚制度及其诉讼制度，不仅未能有效的遏制、减少犯罪，反而在应对不断增加的犯罪时表现出令人失望的客观现实。如何应对、减少不断增加的犯罪现象？这是犯罪学诞生的动力和机会，可以说，犯罪学从其诞生的第一刻起就承载着解决现实犯罪剧增的使命。虽然犯罪学的研究也注重理论上的一般性，但由于它是从法律之外的更为宏观的社会的角度去研究犯罪问题，更为重视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犯罪学，或者说是刑事实证学派的一重大理论贡献，便是向世人展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刑罚并非是万能的。由此，国家在设置刑罚以及适用刑罚的过程中，开始更为理性地审视刑罚的作用。刑罚不再是犯罪的必然结果，刑罚应报性的观念及制度设置开始松动。这种刑罚思想表现在诉讼制度的设置上，便是作为起诉法定主义的重要补充―――起诉便宜主义开始兴起，由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对部分刑事案件，得有综合考察犯罪情节、犯罪人个人情况后，行使提起公诉与否的裁量权。也正是这个时候，附条件不起诉权作为公诉权的一部分，开始粉墨登场。 　　 综合言之，刑事诉讼制度与刑罚思想密切相关，后者奠定了前者的理论基础及法律依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诞生，正是起于形式古典学派过分强调现实法治、现实公正所引发的再应对剧增的犯罪问题上的不足。 　　 起诉便宜主义诞生于僵化、刻板的起诉法定主义原则已不合时宜的十九世纪后期，是社会检讨刑罚绝对应报思想的产物，它以刑事实证学派刑法理论为基础，又与当代的诉讼经济理论相契合，体现了刑事诉讼中刑事政策的运用。虽然起诉便宜主义与诉讼经济理论密切相关，但并非意味着诉讼经济的考虑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价值诉求，更为确切地说，诉讼经济仅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一种结果，且远非是一种必然性结果。比如日本，附条件不起诉虽然起于诉讼经济的需求，即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萌芽于日本明治时代后期，当时，由于日本姓氏犯罪数量剧增，国家财政难堪重负，因而如何缩短刑事诉讼程序、减轻司法和财政压力，成为执政者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