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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权力运行模式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是中国特色的创举，但迄今为止理论界对创建现象尚缺乏系统、深度的分析，笔者不揣浅陋，力图从权力运行的视角探讨创建中权力运行模式的变迁。 　　 　　一、扶持模式与零星效应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物质文明建设逐步走上正轨，精神文明建设因十年浩劫的影响而停滞不前。如何在一元权力体制下以全新的符号和价值观凝聚人心，构建新型道德秩序，同时又力避文革中政治动员的弊病，成为当时各级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最先富有新意的创举是基层政府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后来扩展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并成为各地效仿的典范。但是，“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在内容上过于宽泛，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而要进行形式与实质兼得的创新，必须在现有权力框架下进行有依托性和可操作性的探索。在这一背景下，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全国各地相继推出了军民共建、创建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城市、文明行业等多种形式载体，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相比，后期创造的一系列活动有了分工明细的创建主体、具体而详实的创建内容及考评标准，因此，不仅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而且立即得到政府高层的认可。 　　从权力运行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公共权力基本上扮演“保护人”角色，给基层的创新预留了较大的伸缩空间和试验权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过程中的权力运行是一种典型的“扶持模式”，它不划定创建的框架，对创新之举予以认可和支持。 　　尽管创建的扶持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相对整个国家来说，个别地方或部门的自发式创新，无法在短期内构造一个有序的道德社会，为耽误多年、正着力推进的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只会产生“零星效应”。为了弥补不足，政府开始考量权力运行模式的转变，即以创建过程中涌现的、具有推介价值的活动载体为范本，发挥公共权力自上而下的动员优势，强力推行以固定范本为指南的创建活动，使创建效应在短期内迅速扩散。与此相应的明显变化就是，创建中的公共权力逐渐向上层政府位移。 　　 　　二、审批模式与权力悖论 　　 　　审批模式，就是上层政府整合各类资源，以萌发阶段产生的创建载体为蓝本，制定详尽的创建细则，编织严密的创建操作体系，创造一系列荣誉形式（如授予光荣称号、颁发奖牌、大力宣传等），垄断荣誉资源的分配。审批模式的形成以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为标志，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为精神文明建设制定了跨世纪的行动纲领。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机构、职能调整与资源组合。1997年4月，成立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简称中央文明委），作为党中央指导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议事机构。创建活动的指导机构从1983年成立的“五四三”活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变迁为文明委及其办公室、从政府系统划归党委系统（具体办事机构设在党委宣传部门）的演进轨迹表明：公共权力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逐渐微观化和直接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创建与媒体（创建的具体操作部门设在各级党委宣传部，而党委宣传部掌控意识形态方向和各新闻媒体单位）得以有机整合。这一方面为高效、快速地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创建活动，共享创新资源，提升社会整体精神文明水平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变异埋下了伏笔。 　　随着创建工作的推行，审批模式之下的权力运行出现了“权力悖论”现象，即公共权力既是创建得以快速发展的动力，又是创建停滞的原因。由于现行的创建考核指标涵盖了经济与社会发展即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所以，荣誉称号（表现形式就是各种级别的奖牌）的含金量上升。对诸如城镇、行业、单位等地区和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争获奖牌，不仅能获得官方权威认可的荣誉和一定的物质奖励（有的地方或组织明确规定，获得荣誉称号后实行内部奖励），而且可凭借公共媒体的宣传，扩大知名度与影响力，从而为自己的连任或提升加上一块重要的砝码。在此激励结构下，各创建参与者为争获数量有限的奖牌，展开激烈竞争，客观上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创建热潮。与此同时，审批模式下的创建格局，特别强调属地管理原则和荣誉升级制（荣誉按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授予，一般不能越级或破格，且层次越高名额越少）原则，这一方面使创建主体可以有限度地突破条块分割的官僚体制，直接动员本区域的众多资源投入到两个文明建设的运动中来；另一方面，它也导致层级管控和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从总体上看，创建的审批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的新型道德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审批模式下的政治动员也是公共权力扩张的过程。在缺乏权力有效监督与制约的制度环境下，在缺少发育良好、富有自治精神的公民社会的背景中，利用公共权力进行过度动员必然会带来一些弊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