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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论语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诠释精神 　　明末清初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论语》被交流媒介――传教士逐步传往西方，因此，在早期的传播中，其最突出的诠释精神就是基督化倾向。后来，随着西方哲学家和汉学家对《论语》翻译与研究的深入，在其传播过程中又表现出另外两种比较突出的诠释精神，即怀疑精神和求实精神。 　　[关键词]《论语》；传播；诠释精神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5-0235-04 　　李伟荣(1973―)，男，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典籍英译。(湖南长沙 410082)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接受理论――基于哲学诠释学的翻译研究”(项目编号:07BYY009)、湖南大学青年基金“《论语》英译的历时研究”(项目编号:07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论语》作为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之一，在中国的影响自不待言。随着《论语》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它在世界各国的影响也逐日增加。本文旨在探讨《论语》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所凸显的诠释精神。在早期的传播中，其最突出的诠释精神就是基督化倾向。随着西方哲学家和汉学家对《论语》翻译与研究的深入，又表现出另外两种比较突出的诠释精神，怀疑精神和求实精神。 　　 　　一、早期《论语》英译中凸显的基督化倾向 　　 　　对中国传统典籍的翻译，尤其是对儒家经典的翻译，是伴随着明末清初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而进行的。这种交流的最初媒介是传教士。由于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了更有效地传教，早期传教士觉得有必要系统地学习儒家经典，而孔子的《论语》便是他们首先关注的经典之一。当然，他们最初翻译《论语》的目的仅仅是为传教服务，是要证明基督教是普适的真理且比儒家思想更优越，他们并不是为了传播儒家，而是要了解儒家，从而达到利用或批判儒家的目的。 　　在《论语》西播史上，最早是159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翻译的《四书》(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然后是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翻译的《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1662年该译本由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在江西省建昌府出版；其后不久，殷铎泽出版了自己翻译的《中国的政治伦理学》(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到了18世纪早期，卫方济(Francois N??iel)出版了《中国六大经典》(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等。同期翻译过《论语》或儒家经典的还有钱德明(Père Jean-Joseph-Marie Amiot)等。从19世纪早期开始，翻译《论语》或儒家经典的就是新教传教士了，最先是马什曼(Joshua Marshman)，然后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翻译了《大学》。这两位传教士代表了将中国古籍直接翻译为英语的最早尝试。 　　基督教传教士执意要在中国传教可能跟《圣经#8226;以赛亚书》第49章第12节有关: 　　Behold， these shall come from far： and， lo， these from the north and from the west?鸦 and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其中的Sinim(希尼)，显然指犹太的南面或东面，因为北面和西面已经提到了。关于“希尼”，有各种推测，但都未能确定。传统的解释是指中国，其依据是希伯来语Sinim，与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统治中国的“秦朝”( Ch’in)发音相似。中国很早就与国外有商业往来。在埃及古城底比斯，就发现了写有中文的陶瓷品。波斯的犹太人似乎也与中国的丝绸商人有交易。尽管没有证据证明Sinim或Ch’in指中国，但传教士们都倾向于Sinim是指中国。因此，他们就认为对中国人传教是上帝的旨意。传教士们就是通过这种穿凿附会的方法来诠释儒家经典，力图从中找出儒教与基督教相符的依据。 　　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基本上是通过“神学化”方式来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用基督教神学来附会儒学。我们现在阅读这些译本，常会看到诸如“Heaven、the way、Fate、God、Saint、sinner”等饱含基督教意味的词汇，这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道、命、上帝、圣人、小人”等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显然是不对等的。从这些概念我们可以知道，传教士们在翻译《论语》或其他儒家经典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将“造物主、灵魂、原罪、天国、来世”等基督―耶稣观念强加到中国文化里。同样，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