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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正确哲学 　　年的2月3日是农历大年初一，早上不到7点，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的手机就响了。英特尔技术制造与企业服务事业部（TME）主管封装测试的副总裁罗宾?马丁（Robin Martin）来电，上来先给戈峻拜年。戈峻负责英特尔中国的政府事务、企业公民责任及法务等工作，经验让他下意识的心想：“这个拜年电话来得太早了一点，可能是出什么事儿了。” 　　果然是有事。今年1月6日伴随第二代智能酷睿（Sandy Bridge）处理器推出的6系列芯片组（代号Cougar Point）在设计上出现问题，英特尔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停止6系列芯片组的供货，并立即着手重新设计生产修正版芯片组。马丁此番来电，是为指示英特尔中国紧急协调相关事宜，第二天英特尔的新版测试芯片就将从爱尔兰空运至成都进行封装测试，再发往全球。 　　戈峻一听头都大了，爱尔兰到成都没有直飞航线，他需要在全中国都在放大假欢度春节的24小时内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他和同事们硬着头皮立即动用所有的资源和人脉，大年初一拉上成都、大连、上海的市领导去和航空管理部门协调运输路线等事宜。连轴转了5天之后，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向马丁先生交了差。“今年春节过得不寻常。”他摇摇头说。 　　对已销售出去的6系列芯片组产品进行退换处理，花费了英特尔约7亿美元，但英特尔公开、及时的做出反应，并承担一切后果的态度，显示了这家企业的成熟。同样的情形发生在17年前的1994年，英特尔奔腾处理器被发现存在浮点错误时，总裁格鲁夫一度从技术的角度坚称不会影响芯片的任何功能，却引来巨大的舆论压力和质疑，最终被迫宣布为所有用户更换产品。 　　“站在科技的角度，格鲁夫的话没错。但站在企业家的角度，你需要做最正确的决定。”戈峻总结道。 　　 　　“德艺双馨”的英特尔 　　“做正确的事”，对于所有在中国做生意的跨国公司来说，这都是一篇无法回避的大文章。在中国入世10周年之际，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获得了政府公开的肯定和感谢。但对许多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市场依然是一片沼泽或荆棘，多家在国际市场叱咤风云的巨头近两年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水土不服，甚至栽了大跟斗。 　　仅刚刚过去的2010年，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Google在一番不愉快的交涉之后，干脆宣称不惮于一拍两散；全球最大的软件巨头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公开指责中国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几乎没有软件市场可言。相比印度和印尼，中国是一个不太有趣的市场”；全球最大的多元化公司通用电气CEO杰弗里?伊梅尔特在罗马批评中国政府对跨国企业越来越不友好，称通用电气在中国正面临25年来最严峻的经营环境。这番话引起轩然大波，事后GE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解释和沟通工作；全球最大的IT服务公司IBM在中国大力推广的“智慧地球”计划今年鲜有耳闻，这是因为去年中国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提醒国人，对于国外这些新的理念和新的战略，“要提高警惕，不能受制于人”。今年3月，蓝色巨人身陷“在华贿赂门”，6年行贿114起。 　　毋庸讳言，对于一个经济增速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和已在中国耕作多年的全球顶尖企业两方而言，上述紧张关系都是令人遗憾的，它只会带来“双输”而非“单赢”的结局。 　　那么，在一个社会体制转型、经济高速发展的市场之中，一家跨国公司如何能“轻舟过万山”，行过种种暗礁和激流，与这个经济体共赢共生共发展，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其实为其他“全球最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 　　2007年，英特尔将全球独立的销售与市场地区增加到5个，中国成为其中之一。2009年9月，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升级为独立的中国研究院。至此，中国成为美国本土之外，英特尔唯一从研发、销售与市场到生产制造等所有职能进行全线布局的单一市场。 　　今天的英特尔在中国颇有些类似于1990年代的摩托罗拉，是一家“德艺双馨”的跨国公司：不仅获得巨大的财务成功（有外媒披露，2010年英特尔中国大区业务营收占其总营收的17%）；而且“人缘”绝佳，既是中国政府的座上宾、建言者和一致行动人，也是媒体和消费者眼中负责任、受尊敬的品牌，还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产业领头人。 　　这家公司在中国的每一次战略布局，似乎都能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纹丝合拍：在中国决定开发浦东时投资上海；中国西部大开发，他们投资成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英特尔又斥资25亿美元投资大连。一度因为扶持Wi-Fi抵制中国的无线局域网标准WAPI，英特尔也曾与中国的相关部门关系紧张，但最终并不影响双方达成妥协和理解。在最近一次的胡锦涛主席访美时，美国跨国公司中唯有英特尔CEO欧德宁同时参加了国宴和与胡主席的座谈会。 　　对于如何在中国做生意，以及如何与中国政府打交道，英特尔比其他在华的跨国公司都老道。当记者问英特尔中国大区总裁杨叙，为何英特尔可以避免其他跨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