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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化解社会矛盾实践与启示 　　[摘 要] 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化解社会矛盾的实践告诉我们：要在维护人民群众物质利益、切实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中，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要在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切实践行我党的宗旨中，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要在不断增强和提升执政能力、切实完善社会管理中，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 　　[关键词] 解放初期；上海；化解社会矛盾；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摇1009-928X（2011）12-0009-04 　　 　　 社会矛盾是指“在人类社会中联合起来的个人，由于他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引起的互相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总和统称为社会矛盾”[1]。社会矛盾的运动、发展和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化解社会矛盾、推进新上海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化解社会矛盾、加强社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在维护人民群众物质利益、切实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中，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作为矛盾运动和存在的一种具体形式，不仅具有一般矛盾运动和存在的属性，而且还有其自身特有的属性。首先是客观性，也称必然性，即其构成要素是客观和必然的，产生的原因、条件与发展是客观和必然的，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也是客观和必然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既“继承”又“变更”，时代的更替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矛盾的集中迸发。 　　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遇到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新旧社会制度更替与经济改组，劳资双方对新社会均尚未适应，我们党还缺乏管理大城市的实际经验。同时，退居台湾等海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上海口岸进行了武装封锁，对上海的战略目标实施了狂轰滥炸，加剧了上海面临的困难。工厂停工停产，商店关门歇业，市场萧条，物价飞涨，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据统计，1949年上海的失业、无业人员高达42万之多。[3]以劳动所得的薪金为唯一经济来源的城市劳动群众失去了工作岗位,其面临的生活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于是，许多工人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1949年6月至12月，仅上海总工会筹委会调解的劳资纠纷就达3324件，其中要求复工、反对资方停工关厂、反对资方无理解雇工人的1800件，占劳资纠纷案件的54.15%[4]。 　　这些社会矛盾的焦点就是民生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对此，我们党有着清醒的认识。1949年七八月间，陈云在主持召开著名的上海财经会议时明确指出：“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5]无疑，这是非常正确的。历史的发展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我们党的政治主张与奋斗目标，只有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并被人民群众接受的时候，才能形成合力，成为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 　　我们党在化解社会矛盾中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抓手是：第一，解决失业问题。我们党在上海及时成立了市区各级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建立了失业救济金制度，对符合救济条件的失业工人及其家属发放救济粮、救济衣被等，使其生活得到了初步的保障。同时，创造和运用了多种方法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被政务院向全国推广。其途径主要为：一是以工代赈，这属于政府主导型。由失救会组织失业工人参加为国家建设所急需的道路维修、河道疏通等市政工程，以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生产自救，这属于政府与失业人员互动的方法。根据生产自救章程，失救会协同各产业工会根据商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本着“花钱少、容人多、有原料、有销路”的方针，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并根据自愿和民主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组织失业工人举办工厂，以解决就业问题。三是组织转业培训，这是提高劳动者素质、面向市场的方法。它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失救会会同工会及有关部门有计划地通过多渠道、多形式举办的技术业务培训班，主要有机械制造、电机制造、化工制造、会计、卫生、建筑、金融贸易等近30个门类，五六十个专业工种。据统计，到1952年底，全市共发放救济米7500多万斤，贷金1.35亿多元；救济失业工人80余万人次，家属140多万人次。失业工人就业安置率1950年为14.68%,1951年为93.24%。1952年及以后数年，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基本解决了失业工人的再就业问题。第二，平抑物价涨风。旧上海曾是旧中国的商业中心，批发、零售市场比较发达，同时投机资本也十分活跃，投机性强是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特点之一。上海解放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