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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组织转型从控制到合作 　　摘要：20世纪80年代，人类开启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将会突出社会合作的主旋律，即实现从社会控制向社会合作的转变。在整个工业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而组织自身也是一个控制系统。在社会的变革中，组织将会首先实现从控制导向到合作导向的转变。合作制组织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一种主导性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都在呼唤着合作制组织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因而需要从社会变革的要求中去发现建构合作制组织的理论方案。 　　关键词：官僚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控制导向；合作导向 　　中图分类号：C9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2-0111-07 　　 　　人类的文明史是用征服和控制的色彩描绘出来的，从人类社会早期的情况看，一部文明发展史，总是包含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以及对人的征服，到了近代社会，征服的主题向历史的纵深处转移，征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人对自然的征服上，科学技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对人的征服开始以平平静静的控制方式来实现了。从基本的方面来判断：人类的文明史是一征服史，而近代的历史则表现为一部社会控制史。社会控制是通过组织来实现的，而组织自身就是一个控制体系，组织对内的控制和对外的控制是其职能的两个方面。所以，对人类社会控制的理解是与对组织系统内部控制的把握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以及全球治理中都提出了合作的理念，而且这一理念正在日益深入人心，和谐社会以及和谐国际的建构，都要求以合作的方式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合作已经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内容。当我们向往一个不是以控制为特征而是以合作为特征的社会时，当我们探讨不以控制为导向而以合作为导向的组织时，不仅要认识人类从控制走向合作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历史进程，而且要把握组织的转型，努力去发现合作制组织形态代替现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组织形态之可能性。 　　 　　一、近代社会是一个控制导向的社会 　　 　　对于工业社会走向成熟而取得的成就，哈拉尔(Halal.W.E.)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些社会已经发展了能够支配世界的物理技术，但是它们迫切需要能起作用的互相合作的机构，它们缺乏控制它们的复杂经济的信息系统，而且它们迫切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来指导这种令人畏惧的力量的运用。”工业社会传承了农业社会的社会控制，只不过农业社会是直接地运用权力去支配和控制社会，而工业社会发展出了高超的控制技巧，实施着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即使是这样，在哈拉尔看来，这种控制技巧还是属于“物理技术”，它认为这种“物理技术”还不足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所以继续要求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念的强化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越来越证明社会控制正在走向失灵，危机事件频发就是最好的证据，特别是2008年开始出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更加证明了工业社会的控制技巧是有局限性的。当然，在应对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世界各国还是在刷新控制技巧方面作出努力，可以想像，即使人们实现了对这场经济危机的控制，但是，要不了多久，就会有更大的危机出现。亦即人类在社会治理方面，遇到了严重的控制失灵问题，而且，在控制技巧的改善方面，所剩下的空间也非常有限，控制技巧以及控制水平的提升，总会被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所抵消，风险和危机会变得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转变思路，让人类的社会治理从社会控制转向社会合作。 　　近代的社会控制是与效率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控制是效率实现的手段，另一方面，效率文化中又包含着要求和进行控制的内容。比如，在生产领域中，我们看到，只有实现了有效的控制，才会带来效率。同样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是在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控制的情况下才会有效率。根据法默尔(David John Farmer)的看法，效率之所以能够成为工业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有用性。因为，“效率是一种控制手段，这与现代主义……的私营企业和公共企业的目标是相一致的。效率可以说不只是效率的问题。”其实，工业社会的效率文化是反映在它的一切方面的，在社会生活每一个领域的行动中，都包含着效率追求，甚至在科学研究的每一个学科的语言中，都包含着效率的内涵。比如，究竟是效率文化引导着爱因斯坦去关注物体运动的速度，还是相对论为效率文化提供了科学支持?可能都是无解的问题。但是，既然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爱因斯坦老师的名字马赫来计量，那么效率也就应当是可以测评的了。推广而言，就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来说，不管是个体主义的精神启示了量子力学还是量子力学提供了发现个体共在这一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所证明的都是思维范式的力量，那就是，在同一思维范式中，无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