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证明力及采信标准.docVIP

证据证明力及采信标准 　　一、基本案情及诉讼经过 　　 　　被告人许保良于2005年12月28日18时许，租用张友中(男，38岁，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人，已具结悔过)的白色面包车来到平谷区北城根1号石宝玉、高卫东等人的暂住地。在明知石宝玉的自行车为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与石宝玉一起将六辆自行车(价值2559元)装上面包车，在转送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 　　2006年3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以(2006)字第11号起诉意见书将许保良移送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认定：2005年12月25日，犯罪嫌疑人许保良与犯罪嫌疑人石宝玉通过电话预谋，由该石负责到平谷盗窃自行车，该许负责收购，并约定第二天在顺义马连店路口见面，由许提供给石两把盗窃自行车用的“丁”字型自制改锥，后犯罪嫌疑人石宝玉伙同石春锐、高卫东、王飞飞即乘车来我区盗窃燃油车、助力车及各式自行车数辆。犯罪嫌疑人许保良构成盗窃罪。 　　平谷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定：被告人许保良于2005年12月28日18时许，租用张友中的白色面包车来到平谷区北城根1号石宝玉、高卫东等人的暂住地，在明知石宝玉的自行车为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与石宝玉一起将自行车装上面包车，在转送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2006年6月6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检察院以京平检刑诉(2006)147号起诉书向平谷区人民法院指控被告人许保良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的规定，构成转移赃物罪。 　　平谷区人民法院采纳了平谷区人民检察院意见，以京平刑初(2006)188号判决书对被告人判决如下：被告人许保良犯转移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二、争议焦点 　　 　　本案事实争议的焦点在于：犯罪嫌疑人许保良与石宝玉通过电话预谋、由许保良提供自制作案工具并收购所盗车辆的证据能否认定许保良构成转移赃物罪。 　　 　　三、裁判理由之评析 　　 　　公安机关认定石宝玉所供述的证据B成立，并用证据C、D印证，认定许保良构成盗窃共犯。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认为本案证据存在缺陷，许‘保良参与盗窃的事实不能认定。且又形成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如果能查证许保良支付钱款、购买石宝玉等所盗自行车，则犯罪嫌疑人许保良的行为构成收购赃物罪。第二种意见：如果不能查证许保良与石宝玉等犯罪嫌疑人之间有赃物交易的事实，则现有证据只能认定许保良构成转移赃物罪。 　　平符区人民法院同意检察机关的第二种意见，现有证据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许保良明知是赃物而参与转移，其行为构成转移赃物罪。 　　本案中，如何把握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是区分转移赃物罪与盗窃罪、收购赃物罪的关键。办案人员运用证据的过程，就是一个努力去发现判断证据的证明力的过程。证据的证明力就是指证据事实对案件事实汪明作用之有无和程度。通俗地说，证明力就是指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有没有作用，如果有的话，作用有多大，证明力则主要是一个居于事实领域的证据要素。但是，这一要素却也正是证据的证明价值之所系。下面，我们就试分析本案证据的证明力。 　　本案证据的情况： 　　A.许保良供述：甭认其打电话给石宝玉通谋共同盗窃及提供盗窃工具；仅承认其帮助石宝玉转移赃车。 　　B.石宝玉供述：许保良打电话给石宝玉预谋共同盗窃，让石宝玉负责偷车，许保良自己负责卖车，并提供给石宝玉作案工具改锥两把。 　　C.高卫东、乇飞飞的供述中称：他们听石宝玉讲“一个姓许的打电话，要买自行车，让咱们再偷辆电动自行车，晚上过来拉。” 　　D.高卫东、石春锐、王飞飞的供述中所称：石宝玉在去盗窃的中途下车。 　　第一，证据A中许保良供述否认其打电话与石宝玉通谋盗窃，则看证据B、C、D的证明力是否能够推翻证据A。若能够否定证据A中许保良“无盗窃通谋的事实”，则许保良构成盗窃罪；反之，若证据B、C、D的证明力不能够推翻证据A中许保良“无盗窃通谋的事实”，则许保良不能构成盗窃罪。 　　第二，在一个案件中往往要通过主体证据和补强证据的结合，才能达到一定的证明标准。主体证据即是对案件事实产生一定的证明力，但同时又需要通过其他讧E据加以保障的证据，也即通常所说的“主证据”，主体证据并非完全独立的证据，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依赖于其他证明方法才能成立。补强证据，又称为佐证，是相对于主体证据而产生的对应的概念，它不能证明案件事实，但可以从旁印证主要证据，证明主体证据的可靠性，增强或保证主要证据的证明力。 　　补强证据规则最早形成于18世纪后半叶，其具体内容是，“某一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但是没有完全的证明力，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在其他证据以佐证的方式补强其证明力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一]本案中，证据B属于主体证据，证据C、证据D属于证据B的补强证据。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