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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倡儒家诗学格调与神韵 　　在对李梦阳诗学的评价中出现了一种重格调或重情感的“二难”现象。实际上李梦阳诗学本身并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他论格调是在重倡生动有力、富于批判精神的儒家传统诗学的框架内展开的。对新兴市民文学的认同，正源自于李梦阳对传统儒家诗学的深刻理解，其思想的敏锐性亦来自于对儒家诗教中风雅颂三体之别的深刻体认。对《潜虬山人诗序》的再解读，可证明清诗学格调、神韵两派之分，颇为牵强。李梦阳诗学不能简单概括为格调论。 　　［关键词］性情；格调；神韵；儒家诗学 　　［中图分类号］Ｉ206．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518Ｘ（2012）01－01100－06 　　汪 泓（1968―），本名汪群红，女，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明清诗文。（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代诗歌辨体批评研究”（项目批准号：05ＣＺＷ012）、江西省高校重点人文社科基地资助项目“中国文学批评与文体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对李梦阳诗学的解读是理解明代中期文学复古运动的关键所在。而格调论历来被视为李梦阳诗学的核心。围绕格调论，众说纷纭，难以明辨。笔者试以辩之。 　　 　　一、“性情”与“格调”的“二难”问题 　　对李梦阳诗学的评价历来是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格调”；一是“性情”。陈书录指出李梦阳的“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格调，二是情感。因而人们在对李梦阳的评价中往往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或侧重于从格调层面上观照李梦阳，认为他的理论批评与诗文创作以酷肖古人为最高目标，是彻底的拟古派；或侧重于情感的层面上观照李梦阳，认为他最根本的理论及创作是抒写真情，是明代文学新思潮萌芽的代表人物”［1］(Ｐ199)。他认为李梦阳的理论批评与诗文创作成为格调与情感等矛盾的交织体，因而对李梦阳的评价出现了一种“二难”的现象。 　　朱易安以“格调论”为七子派的核心理论，认为：“李梦阳的诗学理论所探讨的，主要是性情、声律与法度的关系。”［2］(Ｐ82)她的结论是：“由于过分强调了格调的因素，性情和格调的冲突就展现得越来越尖锐。这使得李、何理论中常常出现这样的矛盾：在论述格调因素时，再三强调性情在汉魏古诗以及盛唐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而在以格调论述诗歌创作或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则又无法顾及性情的因素。最终导致摹拟诗风的极度盛行。”陈文新则认为：前后七子“特别重视诗作为一种体裁的自身特征，热衷于从诗的文体规范入手来阐发对诗的一系列看法”［3］（Ｐ143）。他的主要观点是：“七子派的尊汉魏（古体）、尊唐（近体），对‘情’的重视以及对诗的艺术表现的探讨，都是围绕着诗的文体规范这一中心来展开的。又它们所构成的主流派诗学是一个有机体系。在这个有机体系中，即使是‘情’，也是从属于对文体特征的探讨的。而这种探讨文体特征的热情又是来自对文体规范和艺术表达的重视。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七子派的追求：他们希望创造出像汉魏古诗和盛唐律诗那样的充分体现出诗的文体规范的作品。”［3］（Ｐ148）他认为：“七子派论‘情’，是在格调说的整体布局中展开的。”这一评价突出了李梦阳对文体规范的重视。 　　上述几位学者有关李梦阳诗学的认识是深刻的，但问题在于，李梦阳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是否真正存在着格调与情感的矛盾？李梦阳的诗学是不是过分强调了的因素？体格声调是艺术理论的基本术语，一般的诗人都会论及，名家指导初学者学诗亦不可能回避格调之类的问题。难道诗人对体制规范、对艺术法则要闭口不谈才算是诗学吗？诗的文体规范能不包括对情因素的对论吗？原本就是一体的，为什么要特别分开，建立并列或从属的关系；李东阳与李梦阳都很重视文体规范，可是李梦阳“独讥其萎弱”，那么李梦阳与李东阳理论与创作不同处又何在？ 　　特别提出的是，郭绍虞完成于1946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对李梦阳诗论的评价很值得我们注意。以下为其主要观点的摘要： 　　论诗，空同并不专主盛唐，他只是受沧浪所谓第一义的影响，而于各种体制之中，都择其高格以为标的而已。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而七古则兼及初唐。这是他的诗学宗主。 　　空同论诗何尝不主情。 　　他所谓格调云者，原只是诗文之一端。他固不曾以主格调之故，而抹煞一切！ 　　何况，所谓格乃是学古人之法，法不可废，则学古又何足病。 　　何况，学古之法，仍不妨碍其变化自得，则学古原是必经的步骤。 　　何况，他所谓学古，又混高格与规矩而为一，则所谓规矩，乃是运用此规矩的标准格。 　　何况，他所谓学古，又是标举第一义格，是正属情文并茂之作。因此，主格调与主情，非惟不相冲突，反而适相合拍。……所谓“诗必盛唐”云云，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 　　何况，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