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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化思考 　　【摘 要】文化与课程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文化决定着课程的价值取向、发展和改革，而课程则具有选择保存、传递、丰富文化的特性。对课程进行文化学意义上的探讨，对于建设与社会适应的基础教育课程具有积极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课程 文化 载体 主体 　　 　　课程文化有两方面涵义：一是课程体现一定的社会群体的文化；二是课程本身的文化特征。前者主要是就课程是文化的载体而言的，后者主要是课程就是一种文化型式而言的。课程与文化密切联系、相互制约，表现为作为文化载体的课程，其背后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作 　　为文化主体的课程，其自身显示出特有的文化特性，在传递文化中又对文化进行着建构。 　　 　　一、作为文化载体的课程：课程蕴涵的文化基础 　　 　　课程本身就是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决定着课程的价值取向、发展、和改革。 　　1.文化传统影响课程价值取向。课程的价值取向总是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在这之中，尤其是在课程科目的设置及学科内容的选择上，文化传统总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文化传统包涵着一个民族的思想规范和观念形态。例如，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是儒家学说，因而儒家思想对课程建设的影响是深刻的，体现在课程目标上，非常重视“贤人”和“君子”的培养，把道德的完善放在首位；在课程内容上，偏重人伦和社会方面的知识内容，忽视实证的自然科学知识；在课程实施上，重视内省以“致良知良能”，忽视外求等。我国奴隶社会学校课程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是首要的。封建社会往往以经学为本，“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等一套封建伦理道德在课程内容中占据绝对优势。所以，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岁月中，传播伦理观念的各种经书一直是课程的主体。由此可见，文化传统对课程的影响无所不在，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课程适应着某种文化的需求而构建自己的体系和框架。 　　2.文化交流推动课程发展。文化交流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与融合。文化交流推动文化的发展，也是课程进步的推动力量。比如，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落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国门，西方文化通过传教士的传教和办学对中国文化进行冲击和渗透，加上中国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中西文化开始了又一次大的交流，首次触动了历史悠久的中国封建课程体制，打破了伦理政治等人文科目一统天下的局面，自然科学开始在课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结果使封建的儒家思想受到削弱，科学取得重要地位。后经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于1902年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钦定学堂章程》，西方百科全书式的课程体系被中国接受。没有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国近代课程体系的变更就不会这么快。可见，固守自己的文化，没有与外部民族进行交流，是永远不会进步的。我们只有通过交流把它们的先进思想和理念改造为自身方式的组成部分融于课程建设之中，才不落后于其它国家。 　　3.文化变迁促使课程改革。文化藉着课程而得到了传播、繁衍。反过来，文化上的变迁也对课程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导致课程一系列深层次的变化，如课程观念、课程设计和课程实施方法等。现代社会，基于文化的变异，将形式教育论与实质教育论重组、分化、嫁接，出现了多元交互冲突为特征的多种课程观。主要有以下五种：（1）走向经验本位的进步主义课程观。这种课程观是从早期的主观性经验发展到杜威的客观的心理化经验之后，才具有更为系统的理论体系。（2）走向理智美德本位的永恒主义课程观。这种课程观以赫钦斯（Robert M?Hutchins）和阿德勒（Mortimer?Adler）为代表，将文化理性和文化遗产视为永恒主题，设置理智美德内容。（3）走向学术理性本位的要素主义课程观。这种课程观历经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及上个世纪60年代的“卫星冲击”，直至今日被视为“传统”而遭批判，但并没有彻底抛弃。（4）走向文化修正本位的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观。这种课程观赋予了学校课程更多的职责、标准及主体地位，但因其在实践上难行，一直停留在理论上“成立”阶段。（5）走向个人自我发展与完成本位的存在主义课程观。这种课程观注重个体的完善及课程内容的非理性、主观性、人文性的指导思想，无疑对传统的社会化课程观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对工具主义化的学校课程予以致命的一击，为学校课程研究提出了新的生长点和依据。文化变迁向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课程作为教育的核心，我国现阶段的“新课改”不仅重新厘定了课程目标，还对基础教育的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其组织方法、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所有方面加以改革。在课程目标上，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注意协调必修和选修，出现了核心课程、融合课程、广域课程、综合课程等新的课程模式；课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