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界仁用艺术实践新社会关系.docVIP

陈界仁用艺术实践新社会关系 　　见到陈界仁之前，我观看了他在“瑞信?2011今日艺术奖入围展”中展出的他一如以往的肃穆、缓慢又主旨犀利的电影《加工厂》和《帝国边界II──西方公司》。这会让人自然联想到一个深沉、寡言甚至有点孤傲乖张的陈界仁。然而一见面，我的印象被这个平和、宽容、开朗、幽默的陈界仁打消了。这样的反差在开始时让人有点不适应，但在访谈的逐渐进行中，在对陈界仁的逐步了解中，我理解了艺术家其人同其作品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根本在于他对生命的关爱和对自由的理解。由此生发出的，是他对台湾底层民众生活现实的同情与关注，这是他所有的观念与作品的情感出发点。 　　对生命的极度关爱 　　 　　陈界仁的作品从形式上看是冷的，他所有影像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着冷静的眼神和表情，并且行动极为缓慢。这种表情与动作的搭配，带来的是持续隐而不发的压抑，压抑的是出离的愤怒。电影《加工厂》取材于台湾发生的一起恶性关厂事件，由于资方已先脱产并于国外另设工厂，而在服装加工厂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女工，瞬间失去了工作和其应得的退休金与资遣费。事件发生在影片拍摄的七年前，陈界仁从事工人运动的友人曾帮忙组织女工们团结起来，向资方和政府争取其应得的权益，在漫长的抗争过程中，女工们甚至通过拦截火车、高速公路等行动，希望唤起政府和社会大众对失业劳工问题的关注，女工们并为此背负了“危害公共安全罪”，但“运动过了高峰期就很容易失去媒体的关注，当媒体不再报道后，失业劳工的困境，彷佛就不存在于当代社会”。怀着对这些失业劳工困境的感同身受，2003年在与女工们熟识约一年后，陈界仁决定拍摄《加工厂》，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她们的处境，而这也是全球劳工都会遭遇到的相似命运。 　　开始陈界仁曾考虑采用纪录片的形式，但后来他觉得大众不是在认识上不了解资方对劳工的剥削，而在于“感同身受”的缺失，所以他想做的是如何把“感同身受”的“情感性”经验，通过影片与观众的感性认知重新连结起来。女工们大部分都住在加工厂周围，于是陈界仁想到邀请她们重回加工厂内，拍摄她们“工作”时的状态。“虽然大家都知道，台湾过去三十年作为世界工厂的历史，但怎样把生产线工人枯燥、苦闷的生命经验与工作状态，传达给未曾在加工厂工作过的人，尤其是年轻世代？那只有将‘记忆’通过拍摄行动去‘重现’出来。”陈界仁说。 　　 　　在限制中开启想象力 　　 　　在陈界仁拍摄的过程中，很多想法往往是在限制中产生出来的，限制激发了人的想象力，更激发人去采取新的行动方式。《加工厂》拍摄的限制之一在于，厂房虽然存在，但依然属于资方的资产，大门紧锁，有管理员负责看守。好在管理员被陈界仁的真诚所感染，同意打开工厂大门让他们入内拍摄，管理员甚至帮助他们，以工人在工厂前抗争为由，挡住了要回厂房查看的工厂老板。 　　由于女工们希望以“沉默”的方式表达她们当下的处境，所以陈界仁并没有预先写好“剧本”，而是邀请已七年未曾工作的女工们重回工厂内“工作”，他和工作人员每天与女工们一起“上班”，体会女工们工作时的身体、心理与神情的细微状态：“我们每天一起去上班，中午休息、聊天、午睡，五点半下班。由于之前我们已相识约一年的时间，共同上班一星期后，我们才正式拍片，每天慢慢做，在这中间逐渐发展。这就像把诸众聚集在一起，进行一场新的社会关系的实验。” 　　影片中打动无数人的，是年迈的女工努力着试图把线穿过针孔的一幕，时间长达3分钟。这是真实的，就在她们回来“上班”的第一天，整整20分钟里，所有女工因为眼睛老花的关系，都无法把线穿过去，却执拗地一定要坚持自己做，陈界仁后来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曾经在一台台缝纫机上经历了苦闷、辛劳的30年岁月，她们对这种工作的记忆和情感是极其复杂的。以往所有的忍耐，除了维持生活外，不过是为了年老时享有一份微薄的退休金，当这份权利被剥夺后，此刻重回厂房，她们要将针线穿过针孔的执着是为什么？那是她们对自己身为服装工人长期磨练出的专业技术的一份骄傲，是她们在镜头前认真工作一如往常的坚定，是她们要冲破不公命运的藩篱获得应有权利的笃信#8943;#8943;虽然没有人说一句台词，但这一切都在真实的镜头里诉说了。 　　 　　在拍摄中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陈界仁认为非西方地区，不能按着既有的电影史与电影理论检验自身的影像生产与论述的参照坐标，而应从非西方地区具体的历史与现实处境，对过去无论是古典或前卫的电影语言进行新的质变行动。因此陈界仁在拍摄中对电影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刻改造与重新诠释，而这一切都隐没在镜头背后，不被观众所知。 　　正像《加工厂》的演员都是真正的失业劳工一样，陈界仁所有电影中的演员与工作人员大都是非专业的，除专业摄影师与灯光师外，目前电影工业中所有被专业化了的职位：制片、编剧、剧务#8943;#8943;在陈界仁的剧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