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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视角下中关村问题 　　在中关村，有不少企业把3月作为财年的结束，于是，对这些企业而言，新的一年在4月1日这天开始了。四月的北京已经是春意盎然，中关村的新年度踏着春天而来，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面前，没有几个人会在意这繁华到底是种真实，或者仅仅是个愚人节的谎言…… 　　 　　“中国硅谷”正离硅谷越来越远? 　　 　　时光追溯到二十几年以前，当陈春先在发展中关村问题上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他刚刚从硅谷和128公路考察回来，把中关村建设成为中国的硅谷，是这位中关村第一人的初衷；再次追溯到1999年6月5日，“北京新技术开发试验区”正式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中国硅谷”第一次明确写入园区的目标。 　　因此，可以说，从诞生的最初，中关村就是把硅谷作为自己参照样本去发展的。 　　然而，将近三十年的时光流去了，中关村仍然只是中关村，今天她留在我们脑海里的，仍然是居高不下的地价，杂乱无序的电子市场，拥堵不堪的交通和大量游荡的闲散人员――光彩照人的世界IT巨头的办公大厦和电子城下贩卖盗版光盘的大妈，成为中关村令人印象深刻的“两极”，中关村非但不能像硅谷那样走在世界的前端，甚至连中国IT领导者的地位也已经岌岌可危。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电子信息产业，正各自凭借其自身优势蓬勃发展，他们不仅保有中国IT业更大的生产能力，并且在知识经济步入互联网时代以后，诞生了诸如盛大(网络游戏)、腾讯(即时通信)、携程(旅游网络)这样的领导企业。著名IT观察家方兴东在其《中关村之死》中，就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说明了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中关村正在失去其中国lT中心的位置。 理论与实证：从集群理论分析硅谷的成功 　　想要深刻认识中关村的危机，必须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出发。 　　产业集群理论一直是近年来产业经济研究的热点。在众多关于产业集群的理论中，新产业区理论正是在对新兴工业区的分析基础上而产生的，因而特别适合于评价信息产业集群。 　　新产业区理论描述了这样一种区域性的产业集群状态：它首先具有高度柔性化的网络结构，这种柔性化网络具有弹性专精的性质，区内企业高度专业化，垂直分离和外包特征十分鲜明；同时区内企业间，以及企业与政府和相关机构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相互协作和补充又十分充分，从而形成柔性化、多样化的集体合力；同时，新产业区具有很强的根植性特征，区内企业因为地域上的靠近、接触的频繁稳定等原因，而形成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氛围，同时也使得信誉机制比较容易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新产业区还具备完善的学习和创新系统、深厚独特的文化子系统和完备的相关制度和机构等。 　　这种新型的产业集群形态是主要依靠内源力量发展起来的，其竞争优势来源于网络性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创新和学习能力。新产业区的创新网络一旦形成和发展起来，通常会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系统，在系统内进行着大量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的良性循环流动，使系统不断保持生命力、创造力和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 　　从上述集群理论的角度来看，硅谷几乎可以成为验证这一理论的典型案例。理论界对于硅谷的成功已经有过非常详细的分析，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硅谷的独特文化内涵，包括鼓励冒险的创新精神、善待失败、乐于合作和对叛逆行为的宽容等。 　　其二，产学互动的创新模式。硅谷不仅有着大量的人才和教科研机构，更重要的是硅谷企业与区域内教育和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产学互动模式，为优秀人才的持续培养提供了保障。 　　其三，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机制和股票期权制度等，为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金融驱动力。 　　其四，政府在硅谷的发展中担当了正确的角色，从投资、消费(政府采购)和组织(规则制订、专利和产权保护制度以及人才引进等)三个方面对园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尊重了市场规律，避免了作为强势领导者对市场机制的干扰和破坏。 　　最后，区域内完善的中介组织促进了各种创新要素的整合。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内涵上对于创新精神的鼓励，人才机制和资金融通机制对于创新行为的支持，以及政府和中介机构的规划与疏导作用，使得产业集群理论上所描述的柔性创新网络在硅谷成为现实。创新网络使得硅谷具有非常强的创新能力和中小企业衍生能力；大量中小企业带来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又反过来使得硅谷整体上得以“永葆青春”，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完成产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升级，一次又一次的走在时代的领导者位置。 　　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作为新产业区的高科技园区，其真实意义在于创造良好的“孵化环境”，而孵化环境的获得无法依靠外力的干预，必须主要来自于内源性的力量。就发展的道路而言，科技园最终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来获得自身的不断发展就发展的方向而论，科技园所真正依靠的不是少数巨型公司，而是数量众多层出不穷的中小企业。透过这些科技园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