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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想象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中文译本于2003年在中国出版后，很快便成为一部炙手可热的理论书籍。较之此前译介的一些民族主义理论著述，《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影响更多的是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尤其是在文学研究界，“想象的共同体”几乎成了近几年来获得广泛认可且颇为流行的一个研究范式。“想象的共同体”从民族意识的角度探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突破了以往民族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从而在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搭建起一条连通的路径。其所指出的“印刷资本主义”，即小说和报纸等媒介在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为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似乎颇为有效的视野。然而近年来，以“想象的共同体”为范式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正逐渐演变为某种学术操练与学术生产，而2008年中国现实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也促使人文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民族国家认同的意义所在，其背后则是对于学术研究的限度与可能性的反思。因此，在新的语境中反思“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及其接受机制，将有可能成为我们以理论回应现实“政治”的一个出发点。 　　 　　印刷资本主义：一种“现代性” 　　 　　《想象的共同体》的大陆中文本于2003年出版后，很快就参与到现当代文学研究关于“现代性”命题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在“现代性”命题的讨论中，晚清文学研究成为了一个最大的热点。如果我们认为在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从“传统”进入“现代”的历史时刻的话，那么“晚清”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节点，它既是过渡性的又是起源性的。从“晚清”去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不仅意在颠覆以“五四”为起点的现代性叙事，而且能够将中国的“现代性”历史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现代历史，在“未完成的现代性”中展开对话，这也正是“晚清文学热”能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学术生产力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理论范式的介入，可以说是为9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现代性”话题提供了一个“归宿”，正如有学者声称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传播与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中国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报纸以及杂志等现代大众媒体的扩张、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历史的一致性。民族国家的大量想象开始出现于晚清，尤其是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构造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存在着列文森所谓的失“天下”而得“国家”的创痛性体验的话，那么晚清以降的民族国家想象，就可以被视作是20世纪中国获得现代主体性的关键环节。 　　“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最富启发性的地方在于，安德森发现了“印刷资本主义”在建构民族国家想象过程中的媒介作用。正是以小说及报纸为载体的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共同体想象创造出了同质性的时间和有限性的空间意识。“Anderson的这种观点非常新颖，跟政治学的论述很不相同，他提出促成这种想像的是印刷媒体，这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不是先有大地、人民和政府，而是先有想像。而这种想像如何使得同一社群的人信服，也要靠印刷媒体。”对于“文学”的“想象”功能的发现无疑是令人兴奋的，这也促成了从“国家文学”到“文学国家”的研究视野的转变，也为此前已是热点的报刊研究和晚清小说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里不能不提及另一本同时译介出版的理论经典――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因为正是这两本书共同开辟了一个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受《想象的共同体》的启发，柄谷行人探讨了日本现代文学中“内面”之发现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揭示出“现代性”作为一种装置所建构出的认识论上的“颠倒”。在他看来，只有打破文学对于“内在自我”的迷恋，才能够重建文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联，再度找到文学进入历史现实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问题与现代性问题获得了有效的勾连。 　　尽管《想象的共同体》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提供了相近的问题视野，但如何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建立“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的相互观照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其间的龃龉裂隙也正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所在。我们会发现，随着“想象的共同体”范式的不断复制再生产，作为其核心问题的“民族国家”正在被“现代性”的关怀所遮蔽，文学如何“政治”被置换成了文学如何“现代”的命题。海外学者王德威在中国大陆的流行便是一个富有意味的例证。王德威的两部著作《想像中国的方法》和《被压抑的现代性》，往往因为意识形态立场而受到大陆学者的批评，然而其以小说等虚构性文类“想象”中国的研究方法却深受赞同。“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国家的建立与成长，少不了鲜血兵戎或常态的政治律动。但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之必要，想象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