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族书面文学中民族记忆.docVIP

鄂温克族书面文学中民族记忆 　　苍莽的森林中、白皑皑的雪原上，人与兽的角逐，自然对人的赏罚，已成为鄂温克作家文学中常见的主题。这个主题的一端是对民族历史和传统的认同，是亲切而美好的民族记忆；另一端却系着对民族记忆逐渐远去的感伤。 　　鄂温克是民族自称，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现有人口约26315人，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居住在额尔古纳左旗的鄂温克人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活在原始森林中，住在简陋的撮罗子（帐幕）中，逐水草而居，过着共同狩猎、平均分配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建起了一批鄂温克新村，开始定居放牧。 　　经历这种从原始封闭的社会形态到新的文明开化社会形态的跨越与对比，一方面，鄂温克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集体主义意识，以及以这种意识为内核的人伦关系等在鄂温克人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民族记忆；另一方面，各种新文化观念的进入、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胶合，使这个古老的民族由内而外地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也包括生存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在鄂温克作家文学中得到了真实的艺术再现，也成为20多年来鄂温克作家文学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 　　乌热尔图是鄂温克族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在推动鄂温克作家文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自1981年乌热尔图在《民族文学》上发表《瞧啊，那片绿叶》后，20年来鄂温克族作家共在《民族文学》上发表了15篇小说，并且凭借自己独特的生活视域和艺术特色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与认可。 　　鄂温克族作家文学的焦点主要凝聚在对民族历史、现实以及命运的关注上。特别是鄂温克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面临痛苦的选择，各种矛盾、冲突复杂而微妙地杂糅、胶合在一起，使得鄂温克族作家笔下的民族记忆呈现出了一个瑕瑜互见的原璞世界。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鄂温克族原始、封闭的社会形态开始滋生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萌芽；传统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慢慢地被抛弃与遗忘，森林经济日益萎缩。对于大多数骨子里仍固守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狩猎生产生活方式的鄂温克人来说，这种变化是对民族“根”的离弃，是灵与肉的剥离。 　　狩猎是鄂温克族重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这个民族童年时期主要的生存方式，越是经历了社会形态的转变，越在鄂温克人头脑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民族记忆的主要指向。这些具体到文学作品中集中表现为对猎人的描写，对特定的狩猎经济文化形态以及在此经济形态下鄂温克族、独特的世态风情的关照。80年代中期开始，鄂温克族民族意识进入了觉醒的时代，鄂温克族的文学作品已不再满足于对应善恶、正邪一类的现成话语，而是更多地指向未知与迷茫，紧随时代的变化，以艺术的形式再现狩猎部落在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经济活动给森林给猎民带来的影响。乌热尔图《小说三题》之《沃克和泌利格》中，鄂温克部落中已经没有萨满了，村里唯一会使桦树皮造船的一流猎手泌利格也被沃克用猎枪射穿了脑袋。青年一代已经不把出猎和平均分配的打猎规矩当回事了，认为“现在扔下猎枪，干点儿别的什么，照样活得痛快”。杜梅的《木垛上的童话》，从小妞妞的视角，几笔就勾勒出了鄂温克人在外来文明冲击下对原始生产生活方式的质疑，以及作家对民族未来发展状况的忧虑。阿爸是打猎能手本是值得骄傲的事，但是，当猎人一次又一次地空手而归的时候，猎枪在鄂温克儿童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下降，并逐渐被城里的玩具枪所取代。于是，猎人们开始向城里搬迁，那些固守着原始狩猎方式的猎人只能陷入深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杜梅后期的作品仍然延续着这样一个主题。《那尼汗的后裔》中的哈拉大叔一生中只有两样宝贝，一样是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南达菡，一样是心爱的猎犬阿拉嘎。阿拉嘎年老以后，哈拉大叔想尽一切办法为阿拉嘎培育了一个最优秀的后代――呼烈，并扬言“谁能把呼烈从我这家领出去，然后把它调理顺当，我就把闺女嫁给他。”这里哈拉大叔挑选的不仅仅是女婿，更是在挑选民族文化最优秀的传承者。然而给哈拉大叔致命一击的是，他精心挑选的女婿那丹最终却背叛了他，在没有打到猎物的情况下，用隐喻鄂温克族狩猎文化的猎枪和猎犬呼烈在城里换回四千块钱，回家开了一家服装店。原始的狩猎经济输给了商品经济。最后，哈拉大叔只能和年老的阿拉嘎守望在山岗上，活在那尼汗的传说中，企盼着呼烈的归来，企盼着做回山林的主人。这表现了作者和那些坚守原始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鄂温克人在无奈境地下的一种逃避心理。当然，也有一部分鄂温克书面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对新的生产方式的肯定与向往。在涂志勇的《悠远的牧歌》中，草原上的人们已经开始主动引进新品种的奶牛，本地牛逐渐受到冷落。对本地牛有深厚感情的达木林在看到新品种奶牛确实给牧民生活带来实惠的时候，也愉快地接受了他家的黑白花牛。 　　无庸讳言，鄂温克族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外来商品经济挑战的同时，一些鄂温克人身上的优秀品质，特别是在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下培养出的平等、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