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征服与英格兰民族认同萌发.docVIP

诺曼征服与英格兰民族认同萌发 　　提 要：中世纪民族认同研究是跨学科整合性研究。创造历史的特定人物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焦点，解析记载这类人物的历史文献话语，能够集中地获得特定时代的精神归旨。关于威廉一世的历史文献话语，就反映了英格兰民族认同之萌发的历史状态。诺曼征服后，以威廉一世国王为人格符号、融合诺曼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新的英格兰民族认同萌发，作为征服者的诺曼底人逐渐在地化，认同于英格兰，英格兰的原住民也认同威廉一世为国王，并尊奉其后裔为王系。由此，英格兰由地名逐渐变为新的族名。 　　关键词：民族认同 诺曼征服 威廉一世 　　 　　1066年诺曼底大公威廉征服英格兰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其主要标志，就是英格兰民族认同（English Identity）萌发了。由此，开始了英格兰民族形成的漫长历史进程。历史文本是辨识民族认同萌发可靠的载体，也是历史文献学（philology）研究可考的资源。英格兰民族认同的发生学研究，应本诸历史文本，运用话语解析的认知工具，尽可能地再现民族认同萌发的历史语境。 　　 　　一、认同：民族意识萌发的阐释向度 　　 　　历史文献学显示，英格兰民族认同伴随威廉征服而萌发，貌似悖论，实则与史有据、与理有契。民族征服带来了新的民族认同，民族认同表现为历史与逻辑对立统一的悖论样态，英国哲学家威廉姆斯（C. J. F. Williams）在《何谓认同》（What is Identity?）中指出：“认同的悖论同样产生于一个假定，即认同陈述确定了一种关系。” 离开认同，也就无所谓民族，认同是民族意识萌发的载体。著名英国学者本#8226;安德森指出：“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才是让‘思考’民族这个行为变得可能的最重要因素。” 列宁指出：“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 “要给‘没有历史的民族’找一个范例，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除非在乌托邦中寻找），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是有历史的民族。” 在西方学术界，民族认同研究是由人类学进入到历史学的。人类学（anthropology）思想肇始于古希腊哲学，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类人类学。广义人类学包括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狭义人类学仅指体质人类学。西方学术界多用广义人类学来界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包括历史文化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和语言人类学。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学术界多用狭义人类学，把人类学研究仅仅局限在体质人类学范畴,用民族学取代文化人类学，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局限于少数民族问题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解构了西方关于非西方世界的传统认知体系，西方人类学界兴起他者性的民族认同研究。西方人类学关于民族认同的传统研究局限于具体直观的范畴，认为通过单一的种族、语言和文化形态，或者通过共享社会价值、互动与交流，就能够确定一个民族的认同；两个族群共享同样的文化，就能够融合成同一个民族。这种论断，有为殖民主义张目的嫌疑。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利兹（E. R. Leach）在1954年出版了《山地缅甸的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一书，揭示了缅甸北部山地部落民的社会运行状态，颠覆了西方人类学关于民族认同的传统论断，指出两个密切、频繁交往和共享同样的文化的族群，并不能够融合成同一个民族。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民族认同研究新论迭出。1960年，英国著名中东史专家凯道尔（E. Kedourie）出版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书，依据并拓展了费希特1807―1808年所作的《对德意志民族的讲演》中的理念，论证了语言是民族认同形成的首要元素。1969年，挪威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巴茨（F.Barth）主编的《族群与疆界：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Ethnic Group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s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一书出版，在重新检讨此前的民族认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把民族认同作为客观实际即自在的是不准确的，民族认同是主观现象即自为的。民族认同既是族群内部的伸张，也是族群外部的刺激。因此，民族认同研究不但要关注到族群内部，而且要关照到族群外部，更要关联到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族群与疆界：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是研究民族认同问题的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学派集大成之作，为这一问题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指出：“工具主义意味着一种关于思维和认知的行为主义理论。它意味着，从字义上讲，认知就是我们做的某事；分析最终是身体的和活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