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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制度视角中中印经济发展比较 　　摘要：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并非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契合的摩擦成本影响了两国经济的发展，而是在既定的正式制度安排下，印度的非正式制度增加了广义上的人均资本存量提高的交易费用，影响了人均资本边际产出价值的发挥，抵消了其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所应该具有的优势，降低了其社会最优产出水平。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种姓制度；经济发展；人力资本；人均资本边际产出；交易费用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8)03―0043―04 　　 　　一、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任何交易活动都存在一定的交易费用或成本，因此交易费用的高低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判断社会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有效的标准。在探讨社会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有一部分学者将焦点放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契合的程度上，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契合的程度高，就可以有效地降低两者之间的摩擦，我们将其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易费用。如果两者契合度差，摩擦就大，相应的交易费用就高，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就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解释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而宗派政治林立的印度为什么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发展相对缓慢。但是，这两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契约安排如何发生作用，发生作用的具体媒介是企业还是个人，或者其它某种投入要素，新制度经济学提供的解释并不唯一。 　　科斯认为企业是一种契约安排，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这种契约就如生产函数一样，将原料、资本设备、劳动力以及技术安排在一起，生产出一定的产出品。假定两个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与边际成本，那么相同单位的人均资本存量会带来相同的人均产出，单位人均资本的边际产量会带来同样的人均资本边际产出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最终产品的价值包含原材料价值、劳动力工资以及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相同原材料以及资本设备投入的情况下，产品的最终价值取决于单位劳动力资本创造的价值，即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所阐述的单位有效劳动力(应该包括教育、培训所投入的发展资本)资本存量决定社会单位人均产出价值。对于两个国家来说，要提高整个国家的产出价值，其制度安排必须要为人均资本存量(特别是对人均教育与培训方面投入)的提高与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在既定的正式制度框架下，非正式制度(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过程中，经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讨价还价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包括种族、民族的历史地位等)将对整个国家人均资本存量的高低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性别歧视、教育的不公平、种族特权、等级特权等会极大地挫伤社会对人均资本投入的信心，进而影响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和运用，人均边际产出价值也会大大的降低，纳克斯的“恶性贫困循环”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强。而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安排下，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系对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与运用的交易费用的高低，就成为两个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快慢的重要决定因素，尽管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初始资源禀赋。但是决定经济增长率快慢的重要因素依然没有改变――人均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即单位有效劳动的技术水平。 　　一般而言，正式制度是为了降低社会交易或博弈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高昂的成本和费用，当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其可能促进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也可能限制人均资本的有效运用。因此，非正式制度(如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文化观念)对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影响，并不在于其与正式制度摩擦费用的高低，而在于其是否降低了、增加了人均资本投入与运用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费用和成本，还是保持原来的水平。 　　本文试图基于此架构来分析和解释非正式制度下中印经济发展的差异，并将通过实际的数据来支持和验证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 　　 　　二、中印非正式制度的差异 　　 　　非正式制度是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在交往与交换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非正式的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契约关系，主要表现为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其中对某些社会现象认识和看法的趋同是其主要的内容。作为约定俗成的契约关系，它具有如下功能：一是凝聚功能，如世代相传的亲缘意识以及共同或相似的族群文化心理，会强化成员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增强群体间的凝聚力；二是通过长期形成的社会习俗与行为惯例来约束和规范社会活动中人们的行为；三是根据非正式契约形成中的价值理念与道德准则对人们的行为做出评判。这三种功能通过对人均资本的增加以及人均资本存量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来对社会产出发生作用。中国和印度在非正式制度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其对社会人均资本存量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一)印度的非正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