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对垒中身体越界.docVIP

阶级对垒中身体越界 　　革命文学中的情爱之所以是一个被广泛谈论的话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革命中的情爱表达常常包含着复杂的阶级与人性的关系。如果说对彼此阶级身份的确认是“十七年”文学中革命恋人相爱的前提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家一般不会允许跨越阶级界限或者并非在严格的同一阶级阵营的情爱发生，那么，那些跨越了阶级界限、在不同的阶级阵营之间发生的情爱，则构成了“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的一块暖昧、灰色的地带，作家如何描写这样一种情爱以及给这种情爱怎样一个结局，都是非常敏感且易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议的话题，因为这之中隐含的就是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人性与政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等问题。虽然这样一些关系范畴在“十七年”文学中是有定论的，无需用文学的方式重新去探讨和演绎，但由于文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个体经验的表达，它总是试图以审美的方式演绎对生活的理解，虽然由于诸多限制，这种探索不能彻底进行，我们时常只能遗憾地看到它的半途而废，但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文本的结局并不是最重要的，这种特殊的情爱被构造的过程及其存在的意义才是更为重要的。 　　建国初，《白毛女》从歌剧到电影的改编就包含了对跨越阶级界限的人伦之情的不断否定和改造的过程。在歌剧《白毛女》中，喜儿被恶霸地主黄世仁强暴并怀上了孩子，后来黄世仁骗怀孕的喜儿要娶她，喜儿信以为真，但发现黄世仁是要把她卖掉，就逃到了深山，并在深山把孩子生了下来。而在改编成电影《白毛女》时，为了更加符合阶级话语的明晰性和统一性，就对歌剧中的一些“敏感”细节进行了改造：如删除了喜儿相信黄世仁想娶她的细节，还让孩子一出生就死了，“政治话语需要做这个改动是为了删除孩子所标志的政治上的暖昧地带：孩子与黄世仁的血亲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绝对的阶级对立”。《白毛女》的改编为新中国文学在处理世俗人伦之情与阶级对立的关系上树立了榜样，它意味着阶级文学的创作必须剔除人性因素的干扰。 　　“十七年”文学所表现的跨越阶级阵营的情爱尽管在结局上都是相似的，即必须符合政治话语的规范，但从表现过程来看却并非都是一种模式，从阶级话语规范来看，在不同的书写中作家所表达的立场和态度呈现出从明晰到模糊的各种状态。 　　首先是被主流话语认可的类型，这是一种“明晰型”的跨越阶级阵营的情爱书写。在此类书写中，女主人公的重要特征就是在其情爱的发展中她自身也从阶级身份可疑的“女儿”成长为“女英雄”、“女战士”。从理论上来说，意识形态对跨越阶级界限的情爱必然持否定态度，因此这种情爱要做得符合政治话语规范，通常就必须经过改造。在这一情况下，作家努力改造情爱中一方“不纯”的阶级身份以使这一情爱尽量靠近话语规范的叙事过程就成为了文本的重要内容，非革命阵营的人物在不断走向革命的过程中也完成了个人情爱的合法性，这也是“阶级的人”的成长过程。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就是不断和她地主出身的家庭划清界限，并走向革命的历程。林道静的爱情之所以有实现“跨越”的可能性，是因为她血脉中那种“一半一半”的暖昧性，她说：“我是佃户的女儿，又是地主的女儿”，“我身上有黑骨头，也有白骨头”――这才使她具有了可以重新归类和命名的可能，而在林道静对自我血统中非无产阶级成分艰难而漫长的改造中，她与革命男性之间的情爱则对推进这一改造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林道静先后与卢嘉川、江华的恋爱，就是与她对旧家庭的背叛和对革命的热忱及献身合为一体的。因此，尽管林道静特殊的阶级出身使她和革命者的情爱具有一定的缝隙，但由于林道静圆满地完成了对自我的改造，最后这种情爱实际上已经从不同的阶级阵营走向了同一阶级阵营，于是缝隙被弥合起来。在这里，林道静和革命者的情爱并不只具有个人性，它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她实现自我改造的重要手段和内容。同样，在《苦菜花》中，特务王柬芝的女儿杏莉与贫农出身、一家都是革命者的德强相爱，这对阶级身份看似不一致的青年男女，也是经过了“文学的叙事”才符合了革命话语的规范：首先，杏莉并非王柬芝亲生，而是杏莉的母亲由于不堪和王柬芝没有爱隋的婚姻生活，和家里的长工王长锁产生爱情后生下的；其次，杏莉自小便接受了革命教育，不仅支持德强参军，而且自己也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最后，杏莉还死于王柬芝之手，这种种原因使她和德强的爱情具有了“合法性”。 　　这种对跨越阶级阵营的情爱的明晰化表达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中同样存在，只不过它延伸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即革命男性对落后女人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往往最终使其转换为革命男性对落后女性的改造和收编。《艳阳天》中的浪荡女人孙桂英对村支书萧长春情有独钟，但其单纯欲望却被敌人马之悦夫妇利用，希望利用美人计诱惑萧长春下水，达到政治目的，最终被识破。当敌人的“美人计”被识破后，孙桂英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和悔恨，在萧长春的宽容和帮助下，她终于改邪归正，开始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