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境与出路.docVIP

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境与出路 　　一、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省外转移的困境 　　 　　目前，东南沿海的一些大城市制定各种条例限制农民工，严重阻碍了外地农民工进城就业，特别是对贵州劳务输出影响较大。其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省外对使用外地人员的各种政策限制。据不完全统计，城市对农民工进入的行业或领域的限制竟达60多种，一般中等城市也有40多种。 　　第二，年龄的限制。省外对使用劳动力，一般以17岁至25岁的青壮年为主。其他年龄段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就业机会相对要少些。 　　第三，性别的限制。沿海企业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如电子，服装，玩具等，招用女工较多，男性的就业门路相对较窄。 　　第四，各种收费对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限制。贵州农村贫困地区缺少外出经费，劳务输出困难。 　　第五，地域偏好的限制。各省使用农村劳动力有一定的地域偏好。而贵州劳动力主要流入广东、浙江和福建，其他地区则相对较少。 　　 　　二、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省内城市转移的障碍 　　 　　在“十五”期间，贵州城镇(包括部分农民)新增劳动力有255．6万人需要就业，在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中，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取代传统产业，使城镇低素质劳动力就业空间变窄，在业人员失业、下岗职工和富余人员就业压力不减。在未来几年内，城镇将有300万人需要就业和再就业。据有关专家测算，如果贵州GDP按9．0％的增长速度计算，那么城镇可提供就业岗位50万个，加上自然减员可补充13．5万个岗位，总共有63．5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尚有100余万人就业无着落。显然，贵州城镇劳动力总量供求矛盾突出，就业岗位缺口较大，农民进城镇就业就更加困难了。 　　第一，贵州城镇化率低，小城镇建设发展缓慢。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限。 　　第二，省内城市的劳务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民无法得到准确的劳务需求信息。一些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找工作，徒劳往返，不仅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第三，已进城的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绝大多数农民工享受不到社会保障，拖欠克扣工资现象时有发生。 　　第四，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不能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所需劳动力的要求。 　　第五，户籍制度的影响仍然存在。受传统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民进城仍然受到许多限制，进城成本仍然很高。同时，不少城镇不能为外来务工者的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机会，也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城市本身就业问题严重。这无疑增大了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领域就业的难度，城市就业机会逐渐减少，并逐步出现回流现象。 　　 　　三、小城镇已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去处 　　 　　20世纪80年代早期，小城镇建设被我国学者认为“是农村日益增加的过剩人口和剩余劳动力的去处”，是“城乡间的人口蓄水池”。目前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发展小城镇是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小城镇可以吸纳大量农村富余人员，避免盲目流入大城市”，“小城镇建设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客观要求”。不少有远见的学者认为，中国有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现有大中城市本身就业压力大，无法承受如此庞大的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只能靠众多的小城镇实现农民“农转非”。 　　通过发展小城镇特别是农村小城镇，增加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已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农村小城镇更接近农村，吸纳劳动力花费较少，可以降低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农民涌入成本和风险。农民进城镇务工经商，可以获得比种植业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农民进了城，土地就可向另一部分农民手里集中，就可提高规模效益。实践证明，农村小城镇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好路子。 　　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劳动力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只能滞留在低层次的产业中。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产业的兴起，低素质劳动力转移的领域会更加狭窄，转移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发展小城镇，振兴小城镇经济无疑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佳路径。 　　此外，农村劳动力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制约，思想观念落后。第一，对乡土的眷恋心情，使他们不愿离土又离乡。第二，怕冒风险的心理。不少农民不敢离开家乡外出打工，怕上当受骗，怕被人欺负，有“在家万事好，出门难上难”的畏惧心里。因此，农民进城的最佳方向是本地县城、建制镇等小城镇。 　　 　　四、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动力机制与对策分析 　　 　　刘易斯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的机制：农村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且收入水平低，从而对劳动力产生巨大的外推力；城市预期收入较高，对劳动力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这两种力量形成的合力可产生出类似河水流动所仰赖的“势差”，势差越大，流速越快；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