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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小楼改革 　　《中华儿女》30岁了！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就在这里，应该写点东西。 　　前几年，李而亮让我做杂志审读，每期杂志出来，让我从头至尾看一遍，找差错，阅后提意见。杂志每期出来，李夫人就将杂志带到她的办公室，再交给我；我看完后，再交给她，带回给而亮。我在中国报协的办公室就在李夫人的楼上，所以特别方便，自此直到我离开报协。很快，李而亮也退休了。现在想想，那是一段累并愉快的日子。月月能够和自己所钟爱的、和自己迸发出的最后的职业余光的杂志碰面，又能为她出一点残力，聊以自慰。累确实累，杂志开始是月刊、80页，后来是半月刊、2个96页，看得我眼花缭乱，我几次想推辞，但是，而亮说，阅评很有用，他要以此为据作刊评。能够为杂志提高编校质量，我自然是乐意的，但是如果以此为据扣发奖金，我就罪过大矣，希望实际并非如此。 　　王跃春领命中华儿女报刊社实际上是迎难而上，这对跃春的定力和能力是一个考验。从主持中国青年杂志到主政中华儿女报刊社，经历了一个体制机制的大隔?唷⒕?济实力的大跌落、人员素质特色的大差异。好在跃春有过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的长期历练，改革思维和业务敏感具有优势，使现在的杂志在内容上逐渐完成过渡，走向新的特色。可惜我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每期每个字地阅读了，不然，真的可以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如约稿的余玮首席所嘱。 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 　　《中华儿女》杂志创刊的时候，我在《中国青年报》，那时风雨欲来，自顾不暇，未加留意其诞生。我关注《中华儿女》时，她已经长成一棵大树，枝叶繁茂然。那时，她参评第一届中国百家优秀期刊，我是评委会副主任兼社科委员会主任，看到这一本团中央送出的人物刊新鲜而有特色，作了十分认真的阅评和推荐，并通过优秀期刊的评定。 石国雄与周秉德女士出席《中华儿女》两会特刊 　　“好啊，你回来了，我觉得你是接任《中华儿女》的最好人选”，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跟我正式谈话的第一句话就这么说。我说我年纪大了，第一把手也当怕了，你随便把我安排到哪儿当个副手就行。他坚持说，不行，你当初离开时就是团中央重要新闻单位的第一把手，现在回来，我们不能低配。“而且，《中华儿女》十分需要你。筱怀已经去世半年多了，积累的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杨筱怀是好同志啊，很可惜。他为《中华儿女》开创了一片很好的天地，事业很大，杂志很有影响，但就是管理有点乱。我们知道，你擅长管理，派你到《中国青年》《中华工商时报》不都是用你所长吗？” 　　被信任的感觉真好。我有点不知几斤几两地来到了《中华儿女》。中国期刊协会张伯海会长说：“《中华儿女》的起来是个奇迹，也是个谜，建议你好好地研究。”看来，我要接好这个班，我必须读懂杨筱怀。在处理大量的纠纷、官司和矛盾之余，我调阅了所有能够看到的文件和杨的讲话批示，浏览了好几年的杂志以及同时期的党史和人物类的刊物，也同大多数同志谈了话。 　　最初《中华儿女》很杂，文章、讲话、报道、人物兼而有之。很快定位于人物杂志，虽然记叙的人物也很杂，以青联中的精英人物为主，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全有涉猎，但是，那也很有创见，毕竟当时中国纯人物类刊物不多，占有了先机，以至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很长时间内由《中华儿女》掌控。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华儿女》突然变身，以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的《我与聂力李纳林豆豆》为代表的反映老一代革命家“文革”前后坎坷遭遇的反思式、揭秘式的一系列纪实大胆刊出，引来了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的大爆发。传统的、神秘的出版禁区被冲破，红墙内外、军界、科技界的高端访谈及回忆文字陆续推出，一时间洛阳纸贵，满街争阅。《中华儿女》一炮打响，从此奠定大型人物类期刊的地位。杨筱怀一生，有此成就足矣。而筱怀是个不会歇脚的人，他的志向非天下第一品牌不甘。我以当时的认识程度，和大家交流了几个筱怀的推动《中华儿女》杂志成功的秘笈： 　　首先把产品（杂志）定位于高端并抢占阵地直至至高点。即所谓“传主”是高端的；其二，读者也是高端的。为此，《中华儿女》开创了第一个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个“营销”办法――“制造”读者，即给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两院院士、中央及国家机关局（厅）以上干部赠阅《中华儿女》。这在中国国情下，是一笔多大的财富！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信息是极其重要的财富，尤其是那些高端人士的个人信息，更是商者企之不得的宝贝，有许多名头很大的新闻出版单位以及机构，要出大价钱在我们的赠阅渠道搭车，可见渠道之珍贵。当然，我们能够得以维持，也是内容决定的。我在任上，经常接到一些已经处在高层地位的老领导办公室的电话，询问为什么几期刊物没有收到，于是我们就忙不迭地查邮路、补寄。再就是充分利用两个“高端”，开发延伸“产品”――活动。利用活动广交朋友，吸引资金。我们的杂志当时是黑白版，但12期的封底很受欢迎，往往以天价卖出，可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