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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权利改革路线 广阔的农村集体土地将是中国新增国有建设用地 的基本来源，若仅以廉价的征地方式解决几百万平方 公里的开发建设之使用，将构成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强 制性互动和利益剥夺，其惩罚性报复也不是一个和谐 社会能够接受的。 当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候，她的现代化、 城市化所需的土地资源正从自然资源转变为法律权利， 她对土地粗放的使用也同时威胁着她的生存。土地作 为财富之母、发展之本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中国经济 的发展。 当代中国建设用地的来源方式与市场经济的内 在矛盾 高速现代化的中国所需要的建设用地，来源主要 有四种方式： 其一，充分利用现有的土地基础资源向空间扩展， 由此需要革命性改变中国现行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总体 规划，建立新的资源运转制度和国家增长管理体制， 这将是一种类似日本、香港等地的“石板森林”的模 式。这种土地集约利用已经成为城市土地高效使用的 主要业态，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国家可以逾越。 其二，根据现有的中国《土地管理法》，“任何 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 请使用国有土地；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 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也即农用 地只有经过征地转为国有土地之后才可以作为建设用 地使用，这是一种“独木桥的用地”模式。 根据国土资源部《2006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 果，“全国耕地18.27亿亩；园地1.77亿亩;林地35.42 亿亩；牧草地39.29亿亩；其他农用地3.83亿亩；居 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3.95亿亩；交通运输用地20.36 亿亩；水利设施用地0.54亿亩；其余为未利用地。” 这就是说我国现有可利用的建设用地面积大约为 500万平方公里左右，其中农村、牧场、林地、园地 等面积超过六成；国有建设用地面积不足一成。广阔 的农村集体土地将是中国新增国有建设用地的基本来 源，若仅以廉价的征地方式解决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开 发建设之使用，将构成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强制性互动 和利益剥夺，其惩罚性报复也不是一个和谐社会能够 接受的。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的征地模式可以用于一 时，而不可长远，它必然是一种临时模式。 其三，目前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主要有两个使用 主体，一个是农村的集体组织使用的建设用地，伴随 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建设用地的使用已超出 中国目前运转的国家地政管理行政系统的监管和约束 它正在成为农村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广东、安徽、 重庆等地正在推进有限制的集体土地流转；另一个就 是城市对郊区土地的索取利用，在中国许多发达地区 的城市它也成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利润的来源。这是一 种农村建设用地直接流通并通过市场公平交易的“土 地使用权直接流转和买卖”的模式，比较符合各方利 益的平衡和需要。 其四，就是通过国际分工将中国目前的资源基地、 重化工业体系扩散到全球体系中去，若努力，每年最 高可节省工矿用地100万亩。这是一种“全球分工的 用地转换替代”模式。 这种模式行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产生重大影 响，目前中国对此还没有重视。事实上国家也应当对 此进行战略补贴，循此也可分解全球贸易顺差的国际 压力；或者通过建立稳定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以进口 重大资源替代中国工矿用地需求；或者集合性直接向 市场利益关联的区域分散工业制造力量。港台地区有 过这样的社会转型的行为，中国的企业家也应该认识 到此举的重要性。 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土地利用体制改革的历 史方向，不能只主要维系在征地制度这个独木桥的通 路上，必须走世界先进国家以市场为主配置土地资源 的成功管理道路，并推行各种土地直接入市和公平交 易的市场运转改革。 为此，中国应该实现国家从集权式的综合经营管 理土地资源转型为依法管治和统筹规划土地资源的管 治制度。有必要加快以编纂《民法》，修改补充《物权 法》、《土地管理法》等为基础重构中国的土地权利制 度和权利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运转全国统一的 现代化的地政管理体制，这应是中国建立公平的市场 经济的核心任务之一。 农村集体土地承载着农民的生存和城市发展的多 重功能，建立市场化的农村集体土地用地体系，就是 要对土地进行体系性的权利设定、合理利用和法律保 护，这也是解决中国土地使用公平的唯一选择。 土地使用权作为市场经济结构中重要的物权，是 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最大价值的商品。限制集体土地 使用权的流转、抵押等权利设定，就是限制了中国市 场经济的规模和体量，集体土地使用权的隐蔽的暗盘 方式交易，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税收，也扭曲了中国市 场经济的重要框架。 中国城乡分治的二元土地制度、社会制度维护了 城市对农村土地的征收、征用。在目前的土地法律管 理制度框架内，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权利设定简单，与 初步形成体系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体系相比有天壤之别。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农村集体土地使有权与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