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赵涛山河易改故人难移[权威资料].docVIP

贾樟柯 赵涛山河易改 故人难移 　　贾樟柯说，新片取名《山河故人》是因为这四个字有山河大地的意象，又有时间沉淀的美感。就像我们常说的“海枯石烂”一样，它是一个比喻，在大自然中那些看似恒定的东西都会发生强烈变化的时候，只有情感是不会变化的，恋爱、亲情、生存与死亡这些最古典的关系，一直会伴随我们生活。这个道理也可以当作这些年来贾樟柯作品的总结，在他的电影中，那些变化的和不变的东西，都同样触动人心。 　　在《小武》之前，拍电影是贾樟柯的梦想。这个梦想的实现过程，带给他一种超乎常人的体能，整部影片的拍摄周期只有21天，每天超强度工作，他几乎不睡觉，休息的方式就是跟摄影师两个人喝酒，整个人都沉浸在实现理想的兴奋之中。 　　《站台》之后，拍电影对他来说，就从短跑变成长跑。“从《站台》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没有遇到过任何经济上的危机，也没有遇到过感觉难以为继的时刻，特别顺，两年一部，想拍什么就拍什么，非常自由。” 　　自由到什么程度？通常要写好剧本、见制片人找投资、开机，贾樟柯是混着来的，他往往是想到要拍什么题材就先去拍，然后才把剧本发给合作伙伴，资金组合好，签好合同的时候，他差不多都快拍完了。这时候，拍电影对贾樟柯来说就变成一个日常的行为。“这时候保持天性反而变得很重要。拍电影这个天性，就是说你要保持一个‘无他’的状态，不去考虑他人是谁，他人需要什么，不去顺应他人，或者被他人影响。更多的精力是捕捉自己内心的感受，捕捉你最想说的那句话。”贾樟柯说。 　　贾樟柯最想说的那句话一直都是“我关心的人、关心的事情，特别是这些人和事情对我内心的情感世界有触动”。有人把它理解成小人物和小人物的生存困境。采访时聊到这个话题，贾樟柯激烈地表达了他的反对：“我自己特别不喜欢人家说我在拍什么非主流人群，或者是小人物。特别是小人物，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都把自己当大人物了。在中国这个环境里谁不一样？就比如说前一段天津那个爆炸事故，你当白领的，可能觉得自己平时还不错，人生成功，可是爆炸一发生，状况马上就变了。” 　　其实说得简单一点，贾樟柯一直试图讲述的是变革。 　　《站台》的背景是1979年到1990年，基本上是80年代这十年，那个时候文化开始解禁，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年轻人最主要的动力和动机是寻找个人的自由，包括身体和精神层面的自由。“但是在生存处境和个体的危机感上，它显然没有这几年要强，包括贫富的差异没有那么大、地区差异也没有那么大，人和人之间相对来说差异性不大。”贾樟柯说。 　　到了《天注定》的阶段，原本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人变得不同，富有的开始有私家飞机，贫穷的还是家徒四壁。“这种社会剧烈的变革加速了人和人的分化，这是这十几二十年里，中国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天注定》关注的还是个体的生存危机，然后把它推到了一个极端的处境，特别是弱者跟弱者之间的暴力处境，到《山河故人》其实在讲这种变革如何通过新的科技、新的价值观，侵入到我们的感情生活里。贾樟柯在写《山河故人》的时候，觉得乡愁可能变成一个古典主义的东西。“过去我要回汾阳，觉得很遥远，我从北京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到太原，然后还要坐两三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汾阳。我要是想跟我的亲戚、老家的朋友见面，真是相隔万重山。2000年之前大家也没有普遍使用手机，真的是一个音讯皆无的情况。到今天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即使你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你可以视频，及时跟你牵挂的人互动。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因为身处其中不会感觉很强烈，但是你要是有一个时间纵深的感受的话，一下子就能察觉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对情感的改变。” 　　这种对时代变革一脉相承的关注，让他在45的时候，就已经领到了好几个国际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其中包括今年戛纳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金马车奖。他的艺术顾问跟贾樟柯说，终身成就奖这东西不吉利，贾樟柯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合适。“因为这个奖太重了，很多我热爱的导演都拿过，包括伊斯特伍德，去年是给了阿伦?雷乃嘛，阿伦?雷乃也去年去世了。今年给了我，我就回了一封信，我说，你们是不是发错信了？他们说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今年多大了，然后我把我的简历发过去，那边很快就给我回信说，我们都了解，我们这个评选是法国导演协会所有会员一人一票投出来的，如果你不接受，我们也照颁。” 　　这有点像是给“每个导演一生只是反复在拍一部电影”做注解，大概意思就是说，反正你最好的那个版本已经拿出来了，可以拿终身成就奖了。“可能我一生也在拍一部电影，但是它不是导演考虑的事情。我觉得对于一个还在拍电影的导演来说，你自己为自己盖棺定论是幼稚的，因为这些事情谁都回答不了，只有时间能回答。它是留给时间的一个答案。说这个人才45岁，然后他一直在拍同一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