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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视政府信誉 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出现了社会信用过度透 支和滥用的现象，令人担忧。近些年来在中国出现的 不讲信用、招摇撞骗等现象，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客观地讲，如果在高度政府主导社会的体制里，政 府没有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建设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 没能运用国家强制性力量来维护社会成员信用得到相 应回报，政府是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仅仅是普通社会成员的信誉降 低，其对社会的影响和损害还不是致命的，因为还有 政府可以信赖，社会还有救治的希望，人们可以指望 政府像打击刑事犯罪和腐败一样，通过国家政权强制 性力量来重新“召回”社会信用。但问题的严重性恰 恰在于：不仅是普通社会成员信用低落，甚至政府信 誉也有一定危机。 政府信誉危机三个表现 政府信誉的危机首先表现为政府的一些做法客观 上起到了无法让公众信任的作用。极端表现是个别地方政府公然的欺骗行为。 在陕西兴平市发生过这样的事：市里拟上马一项 天然气工程，为了吸引投资者，地方政府出台了优惠 政策。一名响应政府号召的民营企业家在按照政府要 求如数注资以后，地方政府却突然将其抛开，与另外 一家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这种地地道道的欺骗可以 说是政府失信的典型案例。 政府失信除了表现为有意的欺骗外，还表现为某 些地方政府政策的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如最近媒体 报道的珠海市关闭电子游戏业、沈阳市关闭所有桑拿 浴室等举措，就颇能说明问题: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 这些政策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从生意人的角 度看，在合法经营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政府单方面考 虑就被剥夺经营权，这使他们如何建立对政府政策的 信心？ 再比如一些地方为了鼓励农民发展某种产业，信 誓旦旦地许诺要为农民找销路，但当农民真正找到他 们的时候，政府却无法兑现当初诺言至于一些地 们的时候，政府却无法兑现当初诺言 至于一些地 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虚报瞒报、 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形式主义、见风使舵等手段， 更是不一而足。这样的例子被披露出来的并不多，但 任何一件都实实在在地损害了政府的信誉。 政府信誉危机的第二方面表现是，每当发生了涉 及到公众利益和安全的重大问题时，尽管政府也发布 了消息、也做出了解释，但公众总是认为政府没有说 出所有应让公众知晓的信息，而政府有时也确实是藏 着掖着些什么的。比如南丹矿难发生后，若干个政府 部门都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南丹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了 不得的事情，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样的事情一多，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也就受到了削弱。 政府信誉危机的第三方面表现是政府的失职。政 府应当负起其应负的责任，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不仅意味着公众享受不到政府服务，还意味着政府 没有实现自己对公众的承诺。比如，政府在市场经济 发展过程中应当承担起提供起码正常经济秩序的责任 但当股市充满了黑幕、市场假货比比皆是的时候，政 府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在公众需要政府但又找不到政 府的情况下，公众只好“反求其身”。因此如果公众只 相信自己的话，那就必然地同时意味着政府信誉出现 了问题。 事实上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总是一再地验证了政 府部门失职的普遍性:当你需要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 冤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找不到负责的部门，你会被很 符合“程序”地打发回去；当某个地方发生灾难事件， 你会发现所有政府机关都是没有责任的，以至于上级 政府只能实行“领导责任制”或“一票否决制”，即在 无人负责的情况下，只能拿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来“顶 罪”。再比如，当某种恶性事件的苗头己经出现，有关 部门如果能够及时地加以处理和干预的话，事态根本 不会激化、灾难根本不会产生，但你会发现政府仍旧 在一旁若无其事……还比如动辄成百上千万的国家财 产蒸发、打了水漂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没有人会为此 承担责任 如此等等，表面上损害的是政府职能的 实现，骨子里伤害的却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 信誉本身。 “政绩至上”加剧危机 必须指出，经济建设的“实用主义”倾向进一步 加剧了政府信誉的危机。 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经济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 经济发展不仅对于政府目标具有重要性，而且由于经 济的发展状况是可以具体量化的，因此对官员个人也 具有重要性：官员的仕途、升降沉浮很大程度上将与 地方经济的指标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双重动力机制的 作用下，发展地方经济成为官员们的头等大事。这并 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但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 员在更快、更多地“抓耗子”的竞争中，为了片面地 追求经济的高指标、高速度，不惜将经济发展的目标 和政策实用主义化、把经济指标和检验标准随意化， 结果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诱发和刺激了官员 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等一系列恶习， 强化了政府政策本来就不鲜见的朝令夕改的行为模式。 如此一来，在一些地方经济增长的目标、官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