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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控股\法律诉讼与高管变更 【摘要】 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是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的两个重要决定因素，文章以法律诉讼作为风险控制能力的一个替代，研究高管风险控制能力和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法律诉讼对高管变更有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遇到法律诉讼之后，国有控股公司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更不容易发生高管变更，说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性质的特殊性导致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更换的原因与非国有公司存在显著差异。另外，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和法律诉讼相关的高管变更多为非正常变更。 【关键词】 法律诉讼； 高管变更； 国有控股 一、前言 优秀的企业家能为企业带来大量的利润与广阔的 发展 前景，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更是实务界的风云人物，他们的突然离去带给企业的将是股价大幅震荡和人事大量更迭。企业的高管人员更换则为学术界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素材，高级 管理 人员的更换成为国内外证券市场和管 理学 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追求利润最大化和降低风险成为高管更换的重要原因（Bushman， Dai and Wang，2008）。近些年来，中国企业界涌现出大量高管人员的更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为研究中国制度背景下的高管更换话题提供了契机。 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赋予委托人权力以雇佣、奖惩、解雇代理人是公司治理健全及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评判代理人能力强弱的标准源于代理人为委托人创造的价值以及造成的风险。 会计 业绩和市场业绩作为评价代理人能力的标准已得到广泛的共识（Engle，Hayes and Wang，2003），对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经营风险对高管变更的影响（Bushman，Dai and Wang， 2008）。法律诉讼可能会给企业造成未来的或有支出和名誉损失，成为企业外部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代理人风险控制能力的重要体现，但鲜有学者涉足公司的法律诉讼问题。在财务领域，有关法律的研究源于 LLSV 的法与金融，该类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角度研究不同法律 环境对于金融及财务状况的影响（La Porta， Lopez，Shl Ei fer and Vishny，1998），对于个体公司是否涉足法律相关诉讼，尚未进行深入探讨。研究法律诉讼对高管变更的影响，体现了委托代理理论实施的效果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经营目的不同，相应地对高管所采用的激励和惩罚措施不同。盈利是国有企业经营的目的之一，同时国有企业还承担着安排社会 充分就业、宏观 经济 调控、维持社会稳定等职责（王红领，李稻葵，雷鼎鸣，2001），因而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中很大部分并非是由高管决定，而是由上级和国家宏观政策的需要决定。国有企业经营所面临的特殊环境，决定了在企业中高管更换的动机可能不同。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高管的相关政府背景、社会关系较为深厚，使得大股东在更换高管时产生较大阻力。相反，非国有企业股东在任命、奖惩、解雇高管时，相对拥有较大自主权力。分别研究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高管变更影响因素的差异，能够为我国国 1 有企业改革提供指导，为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上市公司高管更换的动因提供帮助。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国有控股、法律诉讼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受到法律诉讼与高管变更概率正相关；上市公司受到法律诉讼与高管变更概率正相关的关系主要发生在非国有公司中，在国有公司中未发现该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非国有公司中，法律诉讼主要与非正常高管变更概率相关。 本文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本文首次使用法律诉讼作为上市公司高管风险控制能力的代理变量来研究高管变更。相对于 Bushman（2008）使用业绩的波动作为衡量风险来讲，更直接的体现高管对风险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高管能力及其高管变更的理解。其次，按照所有权性质，将公司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研究不同股权性质对法律诉讼与高管变更概率关系的影响。此贡献在于，并不是所有的高管风险控制能力都与高管变更相关，所有权性质会影响大股东对高管变更的决策行为，深化了人们对高管变更深层次原因的理解。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企业规模逐渐扩大，经营一个企业对专业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经营者所需要投入的精力也越来越多，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所有者，将会选择聘请外部经理管理企业，将自己从繁琐的日常经营中脱身出来。这种分工即两权分离必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就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产生。激励性的薪酬 合同 是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重要手段。由于代理人行为能力的不可观测性，因而激励性的薪酬合同设计的关键因素是选用合适的指标来代替代理人的能力，而指标与高管能力之间的关联性则是指标选取的标准。以往的研究表明，基于业绩指标反映的经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