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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主体与动力生成的关联性考察 　　改革主体是在正式制度变迁过程中有意识有目的地扬弃旧制度、构建新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下面是一篇探讨改革主体育动力生成关系的论文范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改革是正式制度的建构过程，是正式制度变迁的一种方式，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改革能不能顺利进行，进行的广度和深度怎样，质量怎样，效果怎样，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动力状况是核心因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动力则是从事改革行动的主体之动力。离开改革主体，动力便无从谈起。改革动力对改革主体具有天然依从关系这一事实，决定了改革动力的生成与改革主体的状况具有内在的联系，因此探寻改革的动力，必须考察改革主体与动力生成的关联，分析改革主体，特别是主体结构与动力生成的内在机理。 　　一、改革主体的构成 　　改革主体是从事改革的行为主体，是制度创新者。谁是改革主体，谁是真正的改革者，这个问题是进行改革研究和改革实践要弄清的首要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内涵了人民群众是改革主体的思想。然而，人民群众作为改革的主体不是无结构的单体，而是由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组织、不同的人群构成的复合体。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决定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英雄人物、社会精英的作用。因此，改革主体是结构性的，不仅人民群众是结构性的，而且人民群众和社会精英在创造历史、推进制度的创新过程中，也是互动的。 　　关于改革主体及其构成(或结构) ，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论述。诺斯在分析制度变迁时，将制度变迁主体分为个人、团体和政府，他们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从制度创新主体来看，诺斯把制度创新分为三种: 个人推动的创新; 团体推动的创新; 政府推动的创新。这三种创新在历史上并非截然分离，而是相互影响，互相转换的。”[1]在诺斯看来，每一组织就是一个企业，政治组织就是政治性企业，政治家作为制度变迁主体就是政治企业家。个人和团体主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作用，政府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诱致性制度变迁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个人或团体受可能的制度获利机会引诱、自发倡导和实施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以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首先是形成能够发现制度变迁潜在利润的“初级行动团体”，他们提出制度创新的方案，启动制度创新的进程。“任何一个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2]接着，“次级行动团体”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进行制度变迁，实现制度利润。 　　经济学家张曙光将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行为称之为制度行为，“当人们作为行为主体采取制度行为，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时，就成为了一个‘制度行为主体’，简称‘制度主体’。”生活在同一制度环境中的人们，在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中的行为与角色是不同的，这种行为与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部分人或利益集团在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的地位，起着决定作用，是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决定者，即选择主体或变革主体，或者称为“制度决定者”; 另一部分人或利益集团在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起着从属的作用，是“制度接受者”。而制度接受者也会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施加自己的影响，间接地发挥“制度决定者”的作用。[3]257 -258辛鸣在《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一书中，将制度变迁的主体划分为民众、利益集团、政府和精英四种。民众从理论上说是一个整体，但在现实中是以单个人的个体形态存在的。 　　每一个人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都通过民众整体作用表现出来，体现在众人的合力之中。利益集团是制度变迁的直接推动者和参与者，它与民众的差别就在于它是以较高水平的组织性为特征，比较有效地克服了普通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势单力孤的状况。政府也是一个利益集团，但政府不是自发组织，它发挥着其他利益集团所替代不了的作用。精英是社会生活中在各自活动领域文化素养和能力水平较高的人，他们依赖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思想认识在制度变迁中发挥作用，他们是制度变迁的思想主体、知识主体。[4] 　　对制度变迁(或改革) 的主体，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有益见解，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他们的研究也有不足，最突出的是没有对改革主体的构成进行分类，没有揭示主体构成的一般和特殊性质，因而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同的研究者会提出不同的主体构成。其实，在不同的制度变迁条件下，其主体构成是不同的，如果不能从一定的高度或分类视角进行理解，就很难把握改革主体的真正构成。鉴于此，我们将改革主体的构成分为一般构成和境遇构成。一般构成是指改革中普遍存在的主体构成，这就是“个人、团体和政府”结构。这是对改革主体的高度抽象，是从一般、普遍意义上对改革主体的把握，其他主体都被概括、囊括其中。社会精英，当其代表组织或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