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穆的国史观谈中国古代史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doc

. PAGE .. 从钱穆的国史观谈中国古代史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 姚锦祥（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南京 210097）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疑古、西化的风潮日甚一日。一些学者在高扬西方文明大旗的同时肆意夸大国史的弊端。钱穆先生曾对此种现象作过这样的揭示： 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1] 在高中新课程中，《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等必修模块的专题，属于中国古代史教育的内容。这部分专题的教学，相当多的教师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其教育价值的定位一如钱先生所说。培育学生的民主、法治观念是否一定要以贬损国史为代价？历史教育的这种价值取向是否适当？读一读钱穆先生所述的国史观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一、钱穆的国史观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20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和国学大师。1913起相继在小学和中学担任国文和史地课教师，时间长达16年。期间，先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论语文解》、《周公》和《墨子》等著作。自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的发表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同年，经顾颉刚推荐应聘北上，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次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国史观的形成与发展，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史学变革以及社会变化息息相关。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孕育起来的“古史辨”一派的学术活动，使人们开始怀疑中华文明史的起源问题。钱先生认为‘疑古’思潮足以危害国人对国史的信心。他主张治史不应当专以疑古为务，认为“倘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就是其反击疑古学派的成果之一。该文依据《汉书》，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有关刘歆伪造经书一说曲解史实者有二十八处之多。这不仅为刘歆清洗了伪造经书的不白之冤，也了结了晚清以来今古文之争的公案。在此前后，他还在收集我国典籍材料的基础上，对先秦诸子的年代、事迹、文献及其关系等相关问题一一考证，力图使古史从‘可疑的历史’变为信史。其成果《先秦诸子系年》在1935年出版。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挽救传统文化的危机，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通过成立国学教育机构、开展国学研究以及中学教育渗透国学等方式兴起了国学教育运动。在这一过程中，钱先生开始思考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价值问题。如，1936年的《略论治史方法》一文强调最多的是史学的文化含义：“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此文在批评有关倾向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史学发展方向的看法：“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2]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指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京大学从1933年起开设此课，由钱穆主讲。1938年，钱先生将其讲义编为《国史大纲》一书。其卷首一万多字的“引论”，不仅概括了全书的编纂意图与解释体系，还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国史观。其引论开篇所述的4条作者声明（“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尤为引人注目。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只算是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先生从国民与国史关系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国民当知国史”的三条基本原则和要求。 第一，只有具备一定的国史知识才是合格的国民。他认为，既然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就应当了解和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将不是一个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