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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领导干部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的能力 我国正处于矛盾多发期，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这将会直接关系我国事业兴衰成败的大局。因此，客观分析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坚决防止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思考的问题。化解矛盾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切实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1??前我国社会矛盾人群分析 党和政府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社会矛盾纠纷并没有大幅度减少，而是一直在高位运行，形势比较严峻。当前，在社会矛盾中容易成为激怒对象的群体只要有以下几种： （一）利益受损者。在改革开放早期，不存在谁得利益、谁失利益，因为那时候大部分人都得利益。而改革开放推向纵深以后，一部分人得到利益可能要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在这个过程中，涉及主要群体包括贫困的农民及农民工，农民是一个非常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工也是，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也没有户籍；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失业者，由于国企的改革。还有城镇的失业人员和受灾受损人员。 （二）就业受挫者。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2017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将更加复杂，也将更为严峻。2017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795万人，比2016年多出30万。另外还有中专、技校和初中高中毕业生。此外还有300万需要向城镇转移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我们以大学生为例，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尤其是一般地方的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出现挫折。作为特殊群体，学生的特点是水平较高，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网络技术，这在群体性事件的网络煽动、扩大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力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学生们年龄相对小、易冲动，更容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群体和个人所煽动。 另外，退役军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维权群体，一般军人的性格比较火爆，同时他在军队里面也知道一些国家的政策、精神，如果在安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利益的不满，也很容易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发动者。 （三）社会帮助对象。比如刑满释放，以及正在社区服刑，包括受过行政处罚的、司法拘留的人员。在这方面，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就是社区的矫正。在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凡是刑满出狱的人员，当地的政府和自治机构，都会派一些心理工作者或社会工作者专门做这些人的工作，预防他们再次走上犯罪道路。而这方面，我们现在还比较弱。 （四）老弱病残。一些缺乏保障的老人、重病患者，还有的人患了绝症以后，就觉得没有希望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甚至认为政府、医疗资源各方面没有对他进行照顾，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 2我国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分析 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当前形势下，产生社会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因素――权力失控 我们中国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在官为本的前提下，政府的权力在使用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失控的情况，具体表现如下： 1、制定的政策、采取的一些重要的制度，本身还存在一些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政策制度的不公导致了我们今天的社会矛盾。比如，从14年以来，公认十分安全的一笔笔银行存款，却在多地频频出现“失踪”。对于这些巨款的丢失，银行却说他们没有责任。而我们在新闻报道中也见过这样一种情况，某个储户的银行卡莫明其妙多了一笔款项，不久又突然被划走。对此，银行给出的理由往往是“系统出错”或者“操作失误”。钱多了要退还，这情有可原，毕竟这本属于银行的，如果私吞的话会因不当得利而触犯法律。然而我们自己的钱本好好躺在账上，却莫明其妙失踪，银行如果不承担“保管不善”的责任，从道理上则很难行得通。然而在实际中，商业银行却频频要求储户自己取证，找储户要证据、要录音。否则对“丢钱”不负责。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表示，“国家保护个人合法储蓄存款的所有权不受侵犯。”，然而对存款冒领、丢失应如何处理都没有具体规定。出现了丢钱之后，银行就会把责任推向于员工或者找“临时工”作挡箭牌，千方百计替自己开脱责任，更不会主动赔偿。由于举证难导致维权难，很多储户最后都往往“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很多情况是由于银行“内鬼”监守自盗，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存款保险条例》当中也规定，这种情况下，储户的资金被盗，这套《条例》也不会赔偿。从道义上来讲的话，银行方面至少应当为监管不力承担责任，至少要承担部分责任。为什么储户索赔难？归根结底，这都是一些政策制度层面的问题。这些制度政策的不完善，严重地影响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影响我们社会的稳定，这种政策性的不公导致的矛盾还是比较普遍的。 2、不规范的执法。 这些执法方式往往会引发小的个案，如果处置不好个案就会引发大的群体性事件。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各地的执法混乱引发的群体性纠纷，这类问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这几年可以说在规范行政执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