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转型丶不平等与中国的经济增长——1952-2003中国法院诉讼的实证研究.pdf

法制转型、不平等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1952-2003 中国法院诉讼的实证研究 黄文平 （浙江财经学院经济系 杭州 310012 ） 内容提要：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降，法制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的转型，成了近代中国在寻 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过程中的主旋律。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因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风俗惯例等因素的差异，法制转型与经济增长在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展开呈现出迥然 不同的路径和特征。本文通过对1952-2003 年间中国法院诉讼案与经济增长以及不平等诸变 量之间实证关系的计量检验，文章认为：现代中国的法制转型，是一个生发于经济增长过程 之中的由传统“人治”型模式向现代“法治”型模式转变的演化过程。经济的持续增长，以 及伴随经济成长而致的个人素质的普遍提升，为外来移植的法律资源与本土自生的法律资源 之间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激励。同时，司法公正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成了法制成功 转型的约束条件。文章的最后，笔者基于实证检验的结果给出了观察和预测法院诉讼收案数 量变动的判断准则，并对政府政策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关键词：法制转型 不平等 司法公正 经济增长 演化 一、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与法制转型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总是依存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不同 历史阶段和不同地理空间，经济增长在增长的方式、速度和路径等方面呈现出既相互区别又 互相影响的特征。并且，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断推动着传统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 风俗惯例等方面的社会演化。法国史学权威布罗代尔通过对地中海世界和15-18 世纪物质文 [1] 。布罗代尔把 明的研究，改变了世人对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认识（Fernand Braudel ，1979） 人类生活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不进入交换的物质生活，他认为这个层次变化很少， 不纳入市场交换。譬如，按文化习俗进行的日常生活等，其间大量的人际分工和交换在亲人、 熟人之间发生，不服从讨价还价、弱肉强食规则。即便到了21 世纪，几乎占全人类劳动总 量一半的家庭劳动，仍然未被纳入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的范围；第二个层次是市场经济，小规 模、短距离、低利润、剩余物品的交换，以农村集市和小商小贩为典型代表；第三个层次就 是资本主义，这是由大商人经营的大规模、长距离、高利润、垄断性的贸易。这三个层次的 活动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只是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在布罗代尔的描述中，15-18 世纪欧洲法制的现代转型，同商业的兴起、贸易的繁荣以及商人集团力量的崛起有着密切关 联。在此期间，以英国、荷兰为首的西欧国家，乘宗教改革之势，将封建制度的社会残余一 扫而光，代之以新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系。 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以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为契机，继之而起的是一个法律转型 与经济增长的持续过程。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 ·伯尔曼（Harold Berman ，1971，1983）、德 [1] 参阅布罗代尔著，施康强等译，1993：《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3 卷本），商务印书 馆。 1 国法律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920）以及美国学者泰格和利维（Michael E.Tigar [2] 。伯尔曼在其系列著作中指出，宗教 Madeleine R.Levy，1977）分别对此有精辟的阐述 信念是人们理解西方法律传统的关键。通过分析大量的历史事实，伯尔曼认为：11 世纪末 至 13 世纪末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期。以教皇革命为起点，教俗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 构成了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的基础。从历史上看，教皇革命是 12 世纪以后教会法、王室 法、封建法、庄园法、商人法、城市法以及现代刑法相继发展的原动力，而罗马法的复兴， 也主要归功于教会学者的努力。在伯尔曼看来，法律和宗教“代表了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 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他强调指出，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和思想之间存 在着互动关系，在所有的时间和地点，居支配地位的是这些不同因素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