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手稿一场持续了20年的物权官司.docVIP

周作人手稿:一场持续了20年的物权官司 至今22年的时间里，但凡是涉及周作人著作权的诉讼，皆节节胜利，可让周家人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案件涉及物权，例如手稿的争议，诉讼便迟迟未有定论 日下午，周吉宜在 家中整理案卷。（本 刊记者张哲摄） 周吉宜告诉《方圆》记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周家人就对家族中留存的珍贵史料有了很强的责任意识。那时国家刚落实政策，将一些“文革”时期的抄家之物归还，周作人的一部分手迹、译稿、书信及著述失而复得。在周吉宜看来，“一方面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抄家之痛了，不想再有灭失史料的遗憾;另一方面，自己也已步入老年，当抚摸着那些从别处返还的已被虫蛀鼠咬且发霉破损的心血之作，越发觉得抢救工作刻不容缓”。 从经济上考量，周家人也有理由将周作人的史料好好保存。以周作人手稿为例，收藏家韦力曾将2011年定为一个转折年，“从这年开始，跟周作人有关的所有物品价格大涨，且涨幅有点平地而起的意味”。 韦力曾在《失书记之十九》一文中提到过一次拍卖会上的所见，“可能是他（周作人）的东西价值太过珍贵，拍卖图录上把他的每一篇文稿都数出了页数，定价的高低跟页数的多寡有直接的联系。我不妨列几个让大家看看：《药堂杂文》81页，估价是80万至120万元。《书房一角》中《桑下丛谈》总计31页，估价则是35万至50万元。《书房一角》中的《看书余记》总计33页，跟上一篇页数差不多，所以定价也相仿，是35万至45万元。而《秉烛后谈》页数是最多的，有105页之多，估价当然也是最贵的，是100万到150万元”。 周家人也是通过2012年的那场嘉德春季拍卖会感受到了周作人手稿被追捧的现实。然而，手稿价格上扬的趋势伴随而来的是事关物件流转与权益归属的纷争，作为周作人后代的周家人亦不可避免身陷其中。2012年5月，以周吉宜为代表的12位周作人后人因祖父手稿权属问题将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德公司）告上了法庭，此事曾轰动一时。 而其实，通过诉讼方式、以原告身份追讨周作人的合法权益，以周吉宜为代表的周作人后人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他们的第一场诉讼要追溯到1995年，周作人的著作权被一家出版社侵犯，由于对方不承认侵权，周家人将其告上了法庭，并赢得了官司。至今22年的时间里，但凡是涉及周作人著作权的诉讼，皆节节胜利，可让周家人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案件涉及物权，例如手稿的争议，诉讼便迟迟未有定论。 《方圆》记者见到，作为周家人维权的主要人物，周吉宜儒雅有礼，未有半分沉迷于诉讼的偏执感可寻。如今“身经百战”的他打起有关著作权的官司，已经到了不请律师可以“单枪匹马”的地步。在周吉宜看来，维权仅占他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用来做对祖父的研究。但周吉宜又表示，维权的确很重要，既为端正态度，也是一种正面积极的发声。至于为何有关周作人手稿的官司迟迟未有结果，周吉宜认为，“这些案子都涉及了法律的一些盲区”。 资料价值不能用金钱衡量 “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50年前，周作人在遗嘱中这样写道。2012年2月，包含这些对话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出版，可谓了却周作人曾经的心愿。然而谁也不曾料到，周作人自谦的那些“无足称道”的手稿，竟被人们争相追捧，在拍卖会上拍出了高价。而这种情形，周作人的后人们也始料未及。 “那些手稿的价值怎么能用金钱去衡量？”周吉宜为祖父鸣不平，随着他对祖父研究的日渐深入，他越发觉得，祖父这些手稿涉及的内容庞杂，与其对它进行长期保管和收藏，对它的整理和披露要更有意义。 2016年7月，周吉宜将整理后的周作人手稿《1939年周作人日记》发表在中国现代馆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让他没想到的是，此事竟牵出一段半个多世纪的中日交流佳话。 2016年年底，日本九州大学语言院教授中里见敬读到了这篇发表出来的周作人日记，其中1939年10月5日的一篇引起了他的注意，“十月五日，晴……下午又整理旧报。得《春水》原稿，拟订以赠滨君”。周作人信中所提“滨君”，恰是1934年至1936年期间来华留学研究中国戏剧的日本学者、后来的日本著名学府九州大学的教授滨一卫。滨一卫去世后，留下大量珍贵藏书和资料，为此，九州大学建立了“滨文库”。 多年来致力于发掘整理“?I文库”的中里见敬，按照周作人日记中所提到的线索，竟然顺利找到了周作人当年寄赠给滨一卫的《春水》手稿。在2017年第6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中里见敬发表了对该手稿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一前一后两篇刊文的互动，引发了中日学界的高度关注。 周吉宜对此事颇感欣慰，“这充分证明了历史资料中信息的重要性……如此有价值的资料若沦为私人收藏不见天日，价值何在？”这也是为什么周吉宜对5年前周作人手稿案据理力争的原因之一。 5年前，嘉德公司春季拍卖会上，由周作人撰写、鲁迅批校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