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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章政要》真伪和虞、揭关系辨析 ［摘要］揭溪斯著《奎章政要》一书的说法，最早 见于元未陶宗仪《辍耕录》“奎章政要”条。根据与揭溪斯 同时的欧阳玄为揭僂斯写的墓志铭、黄潘为揭溪斯写的神道 碑可以确定，《奎章政要》是讹窜揭溪斯的《太平政要》所 致。“奎章政要”条的描述逻辑乖谬，基本是杜撰，这与元 季人士对虞集、揭侯斯才华的估定以及对他们的熟稔程度有 关。人们以揭溪斯在《范先生诗序》中所提供的虞集关于‘元 诗四家”的诗评为导火索，对虞、揭关系的解读逐渐偏离事 实，引发出许多讹谬。 ［关键词］《奎章政要》；《太平政要》；揭傑斯；虞集；《范 先生诗序》 《奎章政要》一书最早见载于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卷 七“奎章政要”条，陶宗仪的这条记录被明清时期的人们屡 为转载，像清人吴景旭的《历代诗话》、清人姚之驷的《元 明事类钞》以及乾隆年间编的《日下旧闻考》、《续通志》等 著作都转载了此条，影响非常大，而明清之际的黄虞稷在《千 顷堂书目》卷九中也著录了 “揭溪斯《奎章政要》一条。 可是，在元代有关揭溪斯生平、行状或碑铭的记载中，出现 了《太平政要》一书，却并不曾见《奎章政要》一书，《奎 章政要》与《太平政要》二书是否就是同一本书的两个名字？ 为什么会有这么两个名字？在关注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发 现它们与元诗四大家、元文四家、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中最重 要的两个人物虞集和揭溪斯之间的关系有很大关联，是研究 元代正统诗文不能绕过的一桩公案。 一、《奎章政要》是《太平政要》的误称 《辍耕录》关于《奎章政要》的记录云：“文宗之御奎 章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 事。时授经郎揭溪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宠眷者，则 稍疏，因潜著一书日《奎章政要》以进，二人不知也。万机 之暇，每赐披览，及晏朝有画《授经郎献书图》行于世，厥 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张伯雨题诗日：侍书爱题博士画，日 日退朝书满床。奎章阁上观政要，无人知有授经郎。盖柯作 画虞必题，故云。”明清之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九‘典 故类?补载?元代”部分有“揭溪斯奎章政要”这么一条， 此外并不见有相关的补充说明，而事实上，陶宗仪这条记录 很令人怀疑。 据成文于揭傑斯死的当年一一即至正四年（1344）欧阳 玄作的《豫章揭公墓志铭》记载： 在奎章时，上览所撰《秋官宪典》，惊曰：‘兹非唐律 乎？ ”又览所进《太平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以示台 臣日：“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按：揭溪斯字曼硕）所进，卿 等试观之。”其本常置御榻侧。 据欧阳玄《墓志铭》交代其与揭溪斯乃多年同事，交谊 甚厚，而且其《墓志铭》是据史官刘闻撰写的行状所作，时 间近在咫尺，因此欧阳玄的叙述应该绝无错讹一一揭溪斯曾 经写过一部《太平政要》的著作进献给元文宗。 由于揭溪斯“以（辽、宋、金三史）总裁宿史馆得寒疾, 归寓舍，戊戌薨”，故死时备极哀荣，至正七年（1347）黄 涪奉命作《揭公神道碑》。这时，纪念揭溪斯已上升为顺帝 顾念老臣的一种政治表态，为他写神道碑也就成为一件相当 郑重、隆重的政治事件。所以时任翰林直学士的黄涪诚惶诚 恐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他撰写的《神道碑》参考了刘闻所作 的行状以及欧阳玄所作的《墓志铭》，关于《太平政要》，黄 涪写道：上时坐阁中，有所咨访，奏对称旨，恒以字呼之而 不名。中书荐用儒臣，必问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硕？ ”间 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 曼硕所进，卿等试观之。”其见亲重如此。由欧阳玄、黄涪 这两位关系非常亲近的同事的记载来看，揭溪斯的《太平政 要》在文宗时期颇为有名，不仅文宗非常欣赏，时常置于榻 侧观览，而且当时其身边的文臣也有可能见过。既然《墓志 铭》、《神道碑》都指出揭溪斯曾进献《太平政要》而深为文 宗青睐，身处民间的陶宗仪根据“闻见琐事”载记成书的 《辍耕录》，其真实可信程度显然不能与欧阳玄、黄墙亲见 亲闻其人其事，且郑重撰写的碑志相比。因此，我们也可据 以推断，《辍耕录》中的《奎章政要》是根据揭溪斯撰写的 《太平政要》讹窜出的，而《千顷堂书目》中著录“揭溪斯 《奎章政要》”又极可能是从《辍耕录》得出的记载。 黄虞稷编撰的《千顷堂书目》“所录皆明一代之书经”， 是考究明朝学术和文献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四库馆臣认为 “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而《千顷堂书目》 在每类之末，各附以宋金元人之书，对于这些内容，四库馆 臣认为既不赅备，又不及于五代以前，其体例特异，亦不 可解”，批评得很有道理。黄虞稷可能对于其他朝代的情况 都比较陌生，就像对元代，他的了解程度就非常不尽人意， 例如书中载李好文又载李好问，二者乃同一人，却并无辨析。 四库馆臣在修撰《四库全书》之际，常将《千顷堂书目》置 于案旁参考，但关于揭溪斯著有所谓的《奎章政要》，四库 也未与采信。明明连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