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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存量规划社会成本研究 —— 以杭州为例 施德浩，杨绎，蔡文婷，黄慧婷 摘要：随着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进一步深化，建立在空间维度上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观需要更加 精细化的认知。将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引入城乡规划学，论证存量规 划的产权置换过程由于不可测度的社会成本而影响规划实施的绩效；提出存量规划过程中社会成本评价指 标体系。通过SPSS和结构方程模型来量化不同空间置换关系下存量规划实施过程中社会成本的影响机制， 发现存量规划实施中空间置换圈层差异与社会成本构成差异交叉影响规划实施绩效，并构建以居住质量、 服务设施、交通可达性和规划实施制度性因素等数据为依据的社会成本定量测度模型，为精细化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提供方法。 关键词：存量规划，空间生产，社会成本，结构方程模型 1 引言 作为配置土地与空间资源的公共政策，城乡规划界为应对城市更新中所遇到的土地置换 和产权流转问题提出了存量规划的概念。存量规划主要通过原址回迁、异地搬迁和货币补偿 等拆迁手段从房屋产权所有人手中收回土地使用权，进而对城市空间使用权进行再分配，提 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值，确保城市在严守耕地红线的情况下依然能从土地资源中得到发展动 力。既然存量规划是空间权力的再分配过程，必然需要对空间权力从某一主体转移到另一主 体进行平滑的制度性设计，这也是政界和学术界积极探索的课题之一。 过去增量规划主导的语境下，无论是政界短期政策性应对还是规划学界长期方法性探 索，都只是关注存量规划实施后的社会效益，却忽视实施过程中的社会成本。随着存量规划 的兴起，主观上一味地关注并追求存量规划实施后带来社会效益的公平分配而忽视了实施过 程中引起的社会成本公平分担是存量规划的短视性理解；客观上存量规划所针对的问题决定 了其所涉及的权力主体关系多元性、权力时空关系交错性和权力转移关系复杂性，导致梳理 存量规划中社会成本十分困难且趋于定性，难以做到精细的数理量化。因此，在存量规划实 施过程中，构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社会成本测度评价体系对促进空间权力转移合理化，推 动存量规划实施常态化具有重要意义。 2 社会成本与城市规划 2.1 社会成本理论引入城市规划 社会成本的概念起源于新制度经济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瑞士经济学家Simonnde [1] deSismondi (1819)将社会成本定义为随着生产增加所造成更多损失的代价 ；随后Alfred Marshall （1890）首次提出了“Externaleconomy”的概念，将经济学研究领域从个体企业 2 [ ] 经济行为延伸至企业活动所引发的社会整体经济影响 ；Welfare economics的代表人物 Arthur Cccil Pigou提出 “spill over effect”，即生产者或者消费者在经济活动中对其 [3] 他个体产生的额外成本或者利润 ，随之对企业成本最小化做出新的定义:理想情况下企业 [4] 成本最小化是指企业生产成本与生产活动造成的社会成本最小化 。Pigou将社会成本融入 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中，既是对经济学外延的扩展，又是对社会成本内涵的提升；社会 成本的集大成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现代产权理论奠基人Ronald Harc Coasc （1960）将社会 成本从企业生产活动扩展至社会个体所有交易行为，并指出社会成本是私人成本与交易成本 [5] 之和，进而引入产权理论，将产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分析体系中 。由此Coasc也因 对经济体制结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而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