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完善.docxVIP

　　摘要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推进，我国在沿线地区的投资总额不断攀升。 　　然，此区域地缘冲突不断，文化差异明显，投资者面临特殊的非商业性风险。 　　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是资本输出国助益投资者抵御非商业性风险，维护海外投资权益的重要制度保障。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严重滞后于沿线投资快速增长的需求，应借鉴ＯＰＩＣ实践经验，制定海外投资保险规范，精进海外投资保险内容，有效对接双边投资协定，调整保险运行机制，建构科学、高效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规范，助益沿线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保险；中信保；ＯＰＩＣ一、问题的提出伴随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强劲提速，我国海外投资规模持续刷新。 　　然在２０１７年前８个月，我国沿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８５．５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０％。 　　①一方面投资者更为理性、审慎；另一方面，沿线地区非商业性风险政治风险②较高，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严重滞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沿线投资的持续增长。 　　２０１７年４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信保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６５个国家风险状况分析》显示沿线国家评级为５－９级的占比高达８４％，区域绝对风险水平处于相对高位。 　　中国网《一带一路列国投资政治风险研究》的风险评估亦显示，沿线政治风险比较低的国家只有五个新加坡、阿曼、斯里兰卡、文莱和马来西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大多面临政局动荡、政党纷争、民族宗教冲突、恐怖主义、腐败与排华等问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 　　③投资保险是有效化解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提升投资者抗风险能力的专门性保障机制。 　　然据中信保统计，２０１６年总承保金额为４７３１．２亿美元，其中海外投资保险承保金额４２６．５亿美元，只占其承保总额的９．０１％。 　　按《２０１７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我国２０１６年１８３０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总额计算，获得中信保承保的海外投资只占约１／５，④且主要是国有投资。 　　这与我国快速增加的对外投资总额及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 　　为了推动沿线投资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投资及收益的安全回流，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需要改革、重构。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缺陷与不足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肇始于１９４８年的美国马歇尔计划，当前已成为各国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的通行路径。 　　我国于２００１年正式启动海外投资保险业务，但至今立法严重滞后。 　　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投资保险沦为中信保的象征性的业务板块，并已掣肘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一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缺失。 　　当前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运行完全依赖中信保的两个文件《海外投资投保概述》和《关于建立境外投资重点项目风险保障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⑤，规定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 　　投资保险是一个系统性规范体系，需要立法支持，仅用通知的形式开设几个险种是远远不够的。 　　引发问题如下１对于市场参与主体而言，立法的缺失导致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丧失，无法发挥指导性作用，投资者只能根据中信保的通知，通过具体协商才能澄清投保条件、范围、费率和期限等系列问题，大大抑制了投资者投保的积极性，制约了投资保险业务的发展。 　　２中信保本身作为国有政策性保险机构，其业务主管部门是财政部，同时接受保监会的监管。 　　⑥虽然中信保在２０１２年改革后建立了董事会，强调商业化运作，内部治理结构趋于合理，但由于立法滞后，无规范性授权，决策权限不明，许多事项仍然需要报财政部、保监会批准后方可实施，导致效力低下，无法满足保险业透明、高效的现实需求。 　　３中信保的两个通知仅规定了政治风险的险别，投资者及项目的承保条件、费率、代为求偿权等问题均未涉及，且缺乏项目风险预评估的筛查机制，主观性、或然性较大，并可能导致自身经营风险加剧，削弱其承保能力。 　　４海外投资保险政策缺乏吸引力。 　　中信保出于控制赔付风险的考量，保险费率高于日韩等国的同业机构，大大增加了投保成本。 　　［１］且中信保又是我国唯一的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处于垄断地位，致使投资者与中信保协商中处于弱势地位，影响议价能力。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未能与双边投资协定。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ｍ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ｙ，ＢＩＴ条约有效衔接当前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ＢＩＴｓ的衔接情况来看，仍有较大的完善和提升空间。 　　１一带一路沿线６８个国家中，我国已与５５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其中４８个ＢＩＴｓ约定有代位求偿权条款。 　　⑦由此，还有近１／３的沿线国家尚未与我国就代位求偿权的承认达成一致，将导致中信保向投保企业赔付后缺乏向东道国追偿的法律依据。 　　如此，海外投资保险实际所发挥的作用则十分有限，无法实现缓释海外投资风险和维护本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