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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纪事本末新体裁：不著一字而成新书，别开生成地创造了纪事本末体裁。 　 章学诚称其：“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 （《文史通义》） 梁启超曰：“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论他体例，在纪传编年之外。以事的集团为本位，开了新史的途径，总不愧为新史的开山。” （《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第六节 宋代时学的基本特征 一、史学空前发展 二、修史机构更加完善 三、理学对史学产生影响 四、私修史书繁兴 陈寅恪指出：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一、史学空前发展 1、史书数量大增 《新唐书·艺文志》：史部书共929家，29201卷； 《宋史·艺文志》：史部书共2147部，43109卷（清卢文[弓召]《宋史艺文志补》，另考出678部） 《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史部书564部，21950卷，宋人著作189部，5644卷。宋代史书（部）占清初以前三分之一，卷数占五分之一。 2、史书体例发展： 宋时，纪传体独尊地位被打破 旧体裁新发展： 编年体重新崛起：《资治通鉴》出现，此后有人直称编年体为通鉴体； 章学诚指出：“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释通》）在重要的历史事件上，《通鉴》采取回顾、插叙等手法，注意事件的有始有终交待。 典制体充分发展：宋初王溥撰《唐会要》、《五代会要》；秘书省“会要所”撰十种《国朝会要》（2000余卷）；南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徐为做古代会要第一人；郑樵《通志·二十略》，将典制体向纵深发展，新设《图谱略》、《金石略》; 方志的盛行：宋代方志内容不限于地理，乐史《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序》）；另有王存《元丰九域志》等志书一千余种（总志35种）。 开创新史体： 纪事本末体：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创立了中国史史上以历史事件为纲的新史体，章学诚称之“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文史通义·书教下》）； 梁启超认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纲目体：朱熹与门人赵师渊对《通鉴》改造，成《通鉴纲目》，“纲”据时间顺序写出史事提纲，如《春秋》之“经”；“目”以分注形式小字书写，是对“纲”的具体叙述，似《春秋》之“传”。 关于史学批评范畴 一、文与质 “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质，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鉴识》）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叙事》） 二、文与史 文与史的根本功用一致：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期为诬，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载文》） 文与史的源头相同：“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核才》） 史学需要借助文学的文采与表现方法来为自己服务：“史之为务，必籍于文”。（《叙事》） 社会的进步导致了文与史的不同特性和分离:“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皎然异辙。所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则不习于文”。（《核才》） 三、直与曲 反对曲笔，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四、简与烦 提倡“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事简而意深”（《言语》）。“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之不取”（《载文》）。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 五、创与循 史学的发展必须“随时因俗”而变革，“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载言》》 六、名与实 史著体例与内容的关系，认为“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必须“名实相允”（《称谓》）。强调要运用“求名责实”、“考名责实”的方法评论史著。 第三节 典制史的创立和发展 一 杜佑(735年—812年)著《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