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述而不作看儒家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docVIP

从“述而不作”看儒家经典诠释的理论特 质 正如哲学诠释学所指出的，理解是人之基本的存在方式。而不同 文化共同体之间之所以出现不尽相同的理解形态，又与各文化共同 体所具有的不同的精神特质有着直接的联系。本文拟从孔子倡导并 身体力行的“述而不作”的叙述传统入手，从一个侧面对儒家经典 诠释的理论特质作一探讨。 “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是孔子的自我评价：“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其字面意思是仅传述既有内 容而不进行创始性的工作。但事实上，正如孔子的有关工作所显示 的，在他对既有内容的传述过程中实际上包含了创始性的义涵。正 如朱熹所指出的：“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 能，而述则贤者克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 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 此。……然当是时，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 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朱熹：《四书章句集 注?论语集注》）这也就是说，孔子虽采取了 “述”的形式，但却 有着“作”的内容。因此，也可以把这种经典诠释方式称作“以述 为作”。也正因为此，虽然孔子的有关工作在文本上的确是“皆传 先王之旧”，但这并没右妨碍他成为儒家文化的开创者，成为推进 中国文化完成由原初阶段向成熟形态转进的中心开启性人物之一。 正是以“述而不作”的形式，孔子挺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点醒了 人们对作为自身内在木性的“仁”的自觉，为周初以来主要是作为 外在行为规范的礼乐文化在人性本质的层面确立了内在根据，从而 为中国文化发展成为以内在化的路向安顿人之生命意义为思想主 题的成熟形态奠定了稳定的精神方向，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 根本变革［1］。 孔子所开创的这一传统对日后儒家经典诠释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述而不作”成为了其后儒家经典诠释基本的形式 特征。换言之，孔子之后，通过“传先王（贤）之旧”而进行传述 和创作成为儒家经典诠释的基本形态。这一点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 之正统的儒家经学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就文体而言，构成经学的 著述可分为“经”和“传”两类。就其本意而言，“经”指原创性 的经典，而“传”则指诠释经文的著述。但事实上，在经学发展演 进的过程中，人们把某些儒家思想奠基时代的传注之作也称之为 “经”。如《春秋》是经，作力解释《春秋》的《春秋左传》、 《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则是传。但至唐代，“三传”己 被视为经。正是有见于此，清代章学诚指出.? “今之所谓经，其强 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文史通义?经解》）这也就是说，即 使是对经而言，也有不少实际上是传而非经。不仅如此，在数量上 经本身是少之又少的，即使到有宋一代，算上《孟子》，才合称 “十三经”。而历代的传，则是成千上万，堪称汗牛充栋。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谓经学，就是由一代又一代学人对 为数极少的有限几本“经”不断加以传注、诠释而形成的。而传 注、诠释的基本形态就是“述而不作”。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 面。 第一，经学的存在是以对作为“经”的原初文本的不断诠释为 前提的，离开了对原初文本的不断诠释，所谓经学就无从谈起。 第二，尽管不能说在经学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新的范畴与问题出 现，但就其基本范畴如理、气、心、性、有、无、动、静、名、 实、知、行等和讨论的基本问题如天人关系、心性之学、人性善 恶、希圣希贤等而言，则堪称几千年来保持了显明的一致性，从轴 心时代这些范畴和问题开始出现，到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文化传入 中国之前，经学一直在围绕这些范畴和问题展开自己的学理系统① 第三，“述”成为儒家经学的基本叙事方式。不仅经籍成为经 学阐释的先在文本、经学的基本范畴与问题一直与轴心时代保持了 高度的一致性，而且“述”而非“作”构成了儒家经学一以贯之的 基本叙事方式。儒者在进行经典诠释时，往往是在经过“小学”功 夫即对原典字词的训诂、考据之后，才进入义理的阐释。而在义理 的阐释中，乂往往要先溯其原始、再明其流变，并蒐集前此的各家 注疏，最后才有所谓“断以己意”。这就形成了儒者皓首穷经，为 一字而释数十万言，但其中绝大部分篇幅都只是“述”，而“作” 者即阐述释经者自己意见的内容却只有数千言、数百言乃至数十言 的情状。 第四，正如孔子之自述所表明的，在传统经学中，即使对 “作”而言，人们也要自觉不自觉地采取“述”的形式。这至少有 以下两种情况。丼一，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无论是“述”还是 “作”，立言的准则都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作为阳明后学 中颇具批评反省精神的李贽对此有着颇为清楚地描述：“前三代吾 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 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 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这种状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