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文章用典文学史作用.docxVIP

　　孔融作为建安文学前期的代表作家，其文学创作体现出从汉代文学开始向魏晋文学转变的特征。 　　这不仅表现在孔融文学作品的总体风貌上，而且也体现在其文学作品的用典上。 　　正如徐世溥《榆溪诗话》所说前汉诗不使事，至后汉郦炎《见志诗》，始有‘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及‘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之句。 　　孔北海‘吕望’、‘管仲’两言耳，曹氏父子益张之。 　　[1]这尽管是从诗的角度来立论的，却说明了孔融文学作品中的用典在我国古代文人创作用典风气的形成与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本文拟就孔融作品中用典的文学史意义进行探讨。 　　孔融作品中用典的文学史意义，首先表现在用典的数量与范围较前代文人有了一个大的飞跃。 　　据我们统计，孔融作品中共用典200多次，典故的出处共涉及到30多部著作。 　　其具体取典情况是《史记》44次，《汉书》26次，《左传》25次，《诗经》23次，《论语》20次，《尚书》12次，《公羊传》和《易》各8次，《楚辞》5次，《韩诗外传》、《礼记》、《韩非子》和《战国策》各4次，《苟子》、《国语》、《庄子》和《吕氏春秋》各3次，《淮南子》、《谷梁传》和《周礼》则分别用了2次，《孝经》、《古诗十九首》、《尔雅》、《潜夫论》、《白虎通》、《孔丛子》、《新序》、《逸周书》、《管子》和扬雄《解嘲》、刘向《孙卿子后序》都是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