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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德育胜任力及转向与培养路径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教师德育胜任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其内涵应重新定义，而且也面临着德育思维由经验思维转向数据思维、德育重心由集体式教育转向个性化服务、专业能力由传统素养转向数据素养的时代诉求。教师德育胜任力的培养，需要多方统筹、诸措并举。教育部门应调整教师专业标准与资格证制度，变革德育培训模式与课程体系；研究者要加大研究力度，开发适用的教师德育胜任力模型；学校应鼓励教师间协同开展德育工作，多途径提升教师数据素养；教师自身则需树立和强化“数据育德”意识，提高慎独能力和道德修养。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教师德育胜任力；转向；培养路径 随着教育信息化、“互联网+”行动的不断推进和数字校园建设、“三通两平台”工程的精准实施，教育也正式迈入了以网络为平台、数据爆炸式增长为标志、云计算为支撑的大数据时代［1］。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整个教育系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也必将对教师的教育教学与个人发展带来新的挑战［2］，对教师的德育胜任力提出新的要求。在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削弱了教师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权威；网络化生存中的人机互动更加凸显出了师生间面对面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性；多维多变的价值观念和学生复杂的价值诉求使得教师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当下显得更为沉重［3］；慕课和翻转课堂虽然减轻了教师的教学压力，但却对教师在学生的思想引领、价值型塑、人格感化和情感陶冶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总之，在新形势下，教师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使命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教育作为镶嵌在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其发展必须与时代潮流相适应。这种适应虽然表现在调整课程内容和结构、革新教学模式和方法、应用新兴设备和技术等多个方面，但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教师要与时俱进地更新教育观念，优化知识结构，提升专业水平。教师若想在大数据这股浪潮中游刃有余，就必须以自信的姿态、主动的精神和切实的行动提升自身的德育能力。那么，在大数据时代，教师德育胜任力的内涵应如何界定？它有哪些特征？教师德育胜任力又需实现哪些转向？我们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培养教师的德育胜任力？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德育研究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大数据时代的教师德育胜任力 胜任力研究虽有将近百年历史，但真正进入教育领域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主题聚焦在教育管理者的胜任力培养上，如美国中学校长协会构建了校长胜任力指标体系，以此来指导校长选聘和职业发展工作［4］。在我国，关于教师胜任力研究的最早文献是2003年的《未来教师胜任力测评：原理和技术》一文，该文认为，“教师胜任力指教师个体所具备的、与实施成功教学有关的一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价值观”［5］。迄今为止，我国教师胜任力研究已走过15个年头，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从概念界定、模型构建、研究方法、胜任力测评及具体应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整个教师胜任力研究中，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教师德育能力、教师德育素养（素质）、教师德育专业化展开了相关研究，如檀传宝教授认为，教师的德育素养结构由道德与文化素养、学科专业素养和教育专业素养三部分构成［6］。但目前尚未有人提出“教师德育胜任力”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研究，更没有人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来阐述教师的德育胜任力。进入大数据时代，传统的德育环境不复存在，教育对象在不断发生变化，教师德育胜任力的概念也需重新定义。在批判借鉴国内外学界关于胜任力、教师胜任力及教师德育能力（素养、素质）等概念的基础上，并结合当前时代发展和社会环境对教师德育能力提出的特殊要求，我们认为：大数据时代的教师德育胜任力是指大数据时代下每个教师能够成功实施德育工作需要具备的一系列显著的个体特征；这些特征主要包括高尚的道德修养、先进的德育理念、丰富的专业知识、高超的德育能力和良好的数据素养。上述概念具有五个主要特征：一是全员性。由于“没有离开教育的教学，也没有离开教学的教育”［7］，所以“教师即人师”，每位教师都应承担起教书育人的使命。二是相对独立性。虽然教师胜任力、教学胜任力、德育胜任力三者有重叠和交叉，但德育胜任力应该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三是综合性。教师德育胜任力是由知识、态度、能力和价值观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整体。四是时代性。教师德育胜任力是一个随时代发展的动态概念，不仅传统的德育素养不可或缺，而且教师还要“加强对时代发展的了解，与时俱进地进行道德学习，从媒介素养到国际理解，不断增强自身的价值敏感性和价值选择力”［3］。五是个性化。教师除了要具备通用的德育胜任力之外，还应彰显出卡里斯玛特质，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 二、大数据时代教师德育胜任力的转向 整体而言，大数据进入教育领域，既是一场革命，也是一种挑战；既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遇，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负担。大数据在给学校德育的改革创新与转型发展带来福音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