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论文.docVIP

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熊彼特创新经济学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综合研判国内外新的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作出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1］(P107)，也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1］(P94)。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1］(P107)。供给侧改革实施的两年内，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关于供给侧改革，认识上的困惑从未真正被消除，理解上的分歧从未真正被弥合，这也导致地方政府在改革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认识上混乱的根源在于，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深层理论问题没有被澄清，人们继续沿用旧的思维来理解新的改革。供给侧改革，作为在新时代、担负新使命的、新一轮改革，需要新的理论和学说进行阐释及解读。本文的观点是:熊彼特创新经济学为理解创新驱动进而理解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科学的视角;运用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思维可以解开人们对供给侧改革在认识上的一系列困惑。 一、改革背景:经济新旧常态面临转换，创新驱动是成功之匙 供给侧改革的内涵是由其历史使命赋予的，只有深刻理解供给侧改革提出的时代背景，才能准确把握这一改革的根本方向，进而也才能运用恰当的经济理论正确解读其内涵。第一，世界技术革命浪潮更替，中国发展的机会之窗转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恰逢始于20世纪初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进入成熟期后向外围国家扩散的阶段。中国充分发挥资源廉价和市场广阔的优势，通过高投入高耗能的粗放经营方式，借助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提供的成熟技术、产业形态、组织模式、管理经验迅速推进工业化。这一时期，中国的传统产业迅速膨胀，经济保持了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中国也从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这是一个“压缩型—密集式”发展阶段［2］(P131)。这一压缩版的发展历程也将以压缩快进的形式展现技术革命浪潮更迭的宿命: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探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正效应已经消失，旧经济的机会之窗关闭。当前，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消退，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已初露端倪。面对技术革命浪潮的更替这一巨大时代变革，中国必须善谋求变、融入新浪潮，通过自主创新主动打开新经济的机遇之窗。第二，从追赶者到赶超者，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需重塑。中国所面对的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变局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与领先者的差距无限接近，中国已经从只能对发达国家望其项背的追赶阶段步入能“与狼共舞”的赶超阶段。从追赶者变成了赶超者，使得中国传统发展策略———模仿、引进、吸收先进技术———失效。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已没有退路，唯一的选择是与领先的发达国家展开正面交锋，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继续提升国际分工位势，占领经济价值链高端，最终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而这一赶超进程又依赖“创新优势竞争”，即在创新能力上确立优势地位，因为当今世界创新优势成为先进国家最根本的国际竞争力来源［3］(P153)第三，资源投入遇瓶颈，粗放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增长方式需转变。长期以来，低要素成本、高投入、高资源消耗、过度投资、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加速了这一增长极限的到来。首先，从人力资源来看，“人口红利”消失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劳动投入量增加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其次，从自然资源来看，长期粗放型经济发展导致中国自然资源消耗严重，资源枯竭、对外依赖度畸高、环境破坏严重的局面成为经济发展难以承受之重。中国需要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实现要素的创造及重新组合，以摆脱既定资源约束。第四，落后产能过剩，先进产能不足，供需错位需调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增长乏力等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供需总量失衡，而在于结构性失衡，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新要求，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并存:(1)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高端服务业产能不足;(2)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3)价值链低端环节生产过剩，价值链高端环节生产不足;(4)粗放生产能力过剩，集约生产能力不足;(5)同质化产品过剩，特色产品不足。归根结底，问题出在创新不足，由此导致高端供给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第五，供给结构僵化，市场机制失灵，供给管理需强化。从理论上说，只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供需错位就不会成为问题。然而，中国的事实却是，供需错位成为使中国经济陷于困境的一个顽症。供需错位源于供给结构僵化，供给结构僵化源于产业升级缓慢，产业升级缓慢又源于对旧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旧增长模式或旧增长路径的特征是: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积极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