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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行政监督思想探析 摘要：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创建期间，党所掌控、运作政权的权力体系始终践行人民性宗旨这一根本属性，而这离不开刘瑞龙的贡献。就如何实行有效的行政监督，作为淮北行政公署主任的他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践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思想，诸如启动行政监督的前提在于民主性，保障行政监督的运行在于制度性，实施行政监督的主体要具有人民性，开展行政监督的类型务必多样性等。今天，梳理和分析这一时期刘瑞龙的行政监督思想，对当下的反腐败斗争尤其是推行行政权力的阳光透明运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 关键词：淮北抗日根据地；刘瑞龙；行政监督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抵御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而且她所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也呈现出清正廉洁的现象，让苦难的民众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新希望和社会发展的新前途。以当时的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例，其廉政建设除了体现在以党的组织为载体的权力体系运行的规范有序之外，还特别表现在党所掌控、运作政权的权力体系始终践行人民性宗旨这一根本属性。而这离不开当时担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的贡献，例如为了预防和遏制根据地的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和履行职责时的失范乃至失效行为，他十分注重实施行政监督，并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行政监督思想。今天，深入地考察和梳理这一期间刘瑞龙的行政监督思想，既有助于推进党史人物的研究，更对当下的反腐败斗争尤其是推行行政权力的阳光透明运行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一、启动行政监督的前提在于民主性 党领导下的行政权力的形成之所以具有正当合法性，根本上在于其是由追随党的内外民众所让渡的部分权利而凝结成的。同样，行政权力运行过程要规范有序、结果要合理有效，也归根结底取决于是否实现政治的民主以使行政权力运作成为有限的权力运作、行政权力作用的客体成为权利有保障的客体[1]222。正是基于上述的判断，以及考虑到抗战期间根据地的行政权力的运行还承担统一战线的功能，当时担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就非常重视民主政治对行政监督的重要性，多次表达了民主政治是实施有效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这样的思想。如在1940年9月苏皖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刘瑞龙在所做的《苏皖边区的群众工作》报告中就强调实行民主以反对贪污就是目前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1943年2月的淮北苏皖边区第二次民政会议的讲话中更是明确“彻底实施民主政治是今后完成任务的基本环节”[2]206，认为缺乏民主元素的行政权力运行只会直接导致“政府相当孤立”“没有老百姓对政府的严格监督，干部容易腐化，难于进步”[2]208，以及从根本上影响未来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真的县区乡都不能把民主搞好，即无资格做到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今天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将来民主共和国的基石”[2]208。就为何行政权力运行中民主缺位从而致使监督流于形式，刘瑞龙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既与行政权力运行所处的外政治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例如总体处于一个封建官僚的国度，旧官僚习气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有关；也离不开行政权力运行的内政治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诸如行政权力形式主体民主教育不够和运用民主的能力不足、行政权力运行中某些授予环节的错位等。同时，刘瑞龙也就如何大力发展民主政治以有效实现行政监督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实践。（一）大力加强对各级行政领导干部的民主教育作为行政权力运行的形式主体，各级行政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民主的意识和素养以及运用民主的能力，直接影响着行政权力运行的科学合理性，也关乎行政权力能否自觉接受监督而成为保障、维护人民利益的权力。鉴于此，1941年在为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创办的《政府工作》所写的发刊词中，刘瑞龙就强调“帮助政府工作干部进行思想意识的锻炼与修养，这个问题已成为今天政府工作中的严重问题”[2]70。同年在行署的施政报告《为实现苏皖边区施政纲领而斗争》中，指出除“战斗的”“廉洁的”之外“民主的”也是各级领导干部所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如何进行民主教育，刘瑞龙认为可以采用整风轮训的方法进行，让广大领导干部懂得民主的基本知识诸如民主的战略意义及其怎样领导民主、进行民主生活等；也可以在贯彻群众路线的民主生活中进行自我学习和提高，从而认识到行政人员威信的树立不是依靠威力、特权而是主要“靠民主的运用”[2]310。可见，民主教育是推进当时党领导下的行政监督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它有助于消除中国古代行政监察“人治”思维根深蒂固的影响[3]53。（二）积极实施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民主化改造彻底贯彻“三三制”，使“三三制”不仅仅是宣传口号而更是必行的政策，从而解决现实中因“左”的包办而致使三三制流于形式这类现象的滋生；健全各级民意机关特别是使参议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并将其视为判断各级政权是否真正实现民主的标志之一；建立各级行政委员会，使行政权力在运行中坚持和实践民主集中制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