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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居民消费难题破解对策分析 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改革的主要方向。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在于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动力的调整,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并非避谈需求侧改革,而是力图在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之间寻求平衡。在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去产能、去库存、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与出口导向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是经济再次振兴所面临的主要难点。但辽宁经济增长的数据却显示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1998—2014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30%提升至38.3%,净出口贡献率从15.5%小幅滑落至14.3%,但最终消费贡献率却从54.5%跌至47.4%,并且最终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也从4.5个百分点降至2.8个百分点①。由于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核心构成部分,因此当前的经济改革形势和辽宁经济相对低迷的走势都需要学界和业界进一步加强探寻破解辽宁居民消费难题可行对策的研究。当前关于破解辽宁居民消费难题现有成果的研究视角主要来自三个方面:①通过财政政策去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强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1];②培养科学消费理念,积极引导预期消费[2];③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去扩大消费需求在辽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3]。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不仅关注财政政策在提升辽宁居民消费中的意义及互联网金融在刺激农户消费中的作用,同时还对经济赶超过程中所依据的经济赶超理论与政策进行了反思,并且还从产业结构调整和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等多个方面提出了破解辽宁居民消费难题的可行对策。 一、居民消费难题的两方面表现 使用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平均消费倾向、居民储蓄余额与消费支出增幅、城乡消费支出比例以及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数据,文章对辽宁居民消费演进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辽宁居民消费难题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意愿总体呈下降趋势以及消费结构没有得到明显优化两个方面。1.居民消费意愿总体呈下降态势首先,最终消费率从1998年的54.82%降至2015年的45.40%,而同期的居民消费率也从40.66%滑落至36.25%。其次,虽然辽宁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98年的4617.2元和1702.7元大幅攀升至2015年的31125.7元和12056.9元,但随着收入的提升,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却从1998年的0.84下降至2015年的0.69(为统计期内的最低值)。虽然同期的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经过多次波动从0.66增至0.74,但也仅相当于2005—2006年的水平。最后,1998年至2014年辽宁居民储蓄余额增幅(570.79%)大于居民消费支出增幅(519.18%)的事实也进一步验证了辽宁居民对于储蓄拥有更大程度的偏好。2.消费结构未得到明显优化对于辽宁消费结构的分析可以从两个视角展开论述。第一,1998—2015年的城乡消费支出比例仍在不断扩大(从2.29提升至2.43),二元消费结构特征仍在持续固化。第二,进入21世纪以来,与预期相同的是城乡居民的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都出现了大幅而持续的下滑,这反映出城乡居民生活的富裕水平得到了不断提升。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辽宁居民消费结构未能得到实质优化。如果比较2001年与2015年的数据会发现城镇居民生活用品与服务及医疗保险项目的消费比重基本保持不变,教育医疗和娱乐以及衣着消费比重不升反降。保持上升势头的只有住房与交通通信两个项目,但2015年住房的消费比重却低于2014年的水平,而2015年交通通信项目的消费占比也仅仅相当于2010年前后的水平。同期,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除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比重取得较大程度增长以外,其他消费项目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上述数据反映出辽宁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还没有完成从实物性消费到服务性消费的转变,或者说消费性服务仍然不是核心消费类目。 二、居民消费难题成因分析 1.不断累积的经济下行压力引致对经济前景的不良预期首先,辽宁经济增速在不断放缓,统计数据能够验证这一结论。辽宁生产总值指数与人均生产总值指数分别从1998年的108.3%和107.9%跌落至2015年的103.0%和103.1%。如果单独比较2015年辽宁与其他省份的数据也能够说明问题:第一,辽宁生产总值与人均生产总值指数分列全国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位;第二,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失业率为3.4%,若按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辽宁将与江西、山东和陕西并列排在我国内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第14位,就业情况并不乐观。其次,在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的同时,同期的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却从99.3%升至101.4%,增幅超过了同期人均生产总值指数的跌幅,这进一步强化了居民对稳健货币政策的预期,从而扩大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降低了消费意愿。可见,